三、人格权禁令的制度构成

具体到人格权禁令制度的内容，笔者将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展开，并将人格权禁令制度和其相似概念进行比较。

（一）人格权禁令的实体构成

人格权禁令是指在民事主体的人格权益正在或者即将被侵害的情况下，不及时制止相关违法行为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权利人有权向法院申请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制度。基于此，人格权禁令至少在实体上，具有三个层面的要求，即人格权正受到侵害或有受到侵害之虞、时间上的紧迫性、不采取人格权禁令措施，造成的损害未来难以弥补。

1.人格权正受到侵害或有受到侵害之虞。申请人需要证明权利或者正在或者即将受到侵害。权利正在被侵害，则自不待言，但对于权利即将受到侵害的情况，则极易产生争议。这种侵害尚未发生，而此种侵害之虞的紧迫性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申请，当事人又该如何举证证明存在此种危害紧迫性，也是法院审查的重点。按照王泽鉴老师的观点，若曾发生相同当事人之间的侵权行为，则在侵权人有侵权倾向时，可被认为存在人格权受到侵害之虞。以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纠纷为例，根据《解释二》）的规定，对于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参照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而如果拟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曾多次抢夺、藏匿，同时存在极大的再犯可能性，可以证明存在“侵害之虞”。需要注意的是，因人格权侵害禁令并不是对实体法律关系的裁判，因此在理论上对侵害行为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实体法上的“高度可能性”标准。

2.紧迫性。紧迫性要求是和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实质紧密关联的。人格权侵害禁令是事前介入，往往要在72小时甚至24小时之内就需要发出以保护权利人的状态。因此，签发人格权禁令的前提是受侵害的危险即将发生，否则权利人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实体法律权利义务关系的定分止争。

3.不采取人格权禁令措施，造成的损害未来难以弥补。对人格权的侵害，一般而言都很难通过事后修补。有学者认为，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这三类物质性人格权而言，主观认识上当然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而对于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精神性或社会性人格权，所谓难以弥补的损害，主要是指因侵害这些人格权而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中，所受到的伤害也主要是精神损害。被抢夺、藏匿孩子的一方面临着骨肉分离的巨大痛苦，部分未成年子女甚至被剥夺教育权利，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不论是正常生活、受教育的可能性还是平等享受父爱、母爱的权利都被极大缩减，而这些带来的影响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二）人格权禁令的程序

1.禁令的申请。只要符合《民法典》第997条的规定，即可申请人格权禁令。申请材料应当明确列明当事人、申请事项、申请事由、申请采取禁令措施的各项事由。而在具体申请时需要注意：第一，人格权禁令与行为保全在实际效果上会有所重叠，为节约诉讼成本需要择一行使。若权利人都提出申请，实践中法院可能不予受理；第二，在人格权侵害禁令与类案的衔接上，如果在离婚案件中，可以配套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第三，申请人格权禁令不涉及对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审查，相关程序不会产生消耗当事人诉权的结果。因此在实践中，不能仅以人格权禁令直接得证存在侵权行为。但如前所述，人格权侵害禁令也有要求有基础证据。审判实践中，考虑到家事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更弱，法院一般会对当事人适当释明。

2.禁令的审查。在禁令程序的审查中，若当事人对基础事实要件（包括侵权行为存续状态、损害扩大紧迫性等）存在实体性争议且超出非讼程序审查能力边界时，应裁定驳回申请，同时履行释明义务引导当事人提起独立的人格权侵权之诉，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在此基础上，鉴于禁令对被申请人行为自由权的暂时性克减具有准裁判效力，须进行动态利益衡量，从而在程序效率与实体公正间维系制度正当性。

3.禁令的复议。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可申请复议。上文中笔者所提及的案件，被申请人正是申请了复议。在复议程序中，被申请人也要对基本案件事实进行阐述及基本质证，但并未要求双方均到庭重新进行审查。有观点认为对禁令的审查需要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要延长复议审查的期限，同时需要重新询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但笔者认为，这无疑是增加了程序的繁复，和禁令所要求的效率背道而驰。

（三）与其他类似制度的关系

人格权侵害禁令常因与其他制度在部分因素上的相似性而被混淆。在此将人格权侵害禁令与相似制度进行辨别。

1.与诉前行为保全。诉前行为保全是一项临时性的紧急救济措施，且依托诉讼程序而存在。有学者认为禁令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01条规定的诉讼中和诉前的行为保全在人格权领域的具体适用”，笔者并不认同。禁令与诉前保全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要求在“起诉前”提出。换言之，禁令不以申请人后续提起诉讼为前提，而诉前行为保全不能脱离诉讼而独立存在。进一步而言，根据立法者的立法期待，亦不会将人格权侵害禁令与诉前行为保全相提并论。从立法变迁的角度观察，《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制定过程明确体现了对禁令适用途径的扩展意图。具体而言，《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曾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启动时点限定为“起诉前”，但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这一限制性表述被正式删除。这一修订表明，立法机关及学界普遍认为，人格权禁令的适用不应机械依附于诉讼程序，而应构建独立于诉讼的多元化救济路径。后续审议稿延续了这一立场，进一步强化了禁令程序的独立性。这实质上突破了传统行为保全制度对诉讼程序的依赖，使得人格权禁令能够覆盖诉讼前、诉讼中乃至非讼场景中的权利保护需求。这种立法调整，既实现了对民事诉讼法既有规则的衔接，又通过制度创新拓展了人格权保护的时空维度。

2.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格权行为禁令针对家庭暴力侵害行为的命令制度。从两者的内在逻辑看，人格权禁令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人格权行为禁令是一般化、普遍化适用于保护所有人格权主体免于侵害的制度，具有适用主题、适用客体上的一般性。”从规范体系的适用关系而言，家庭暴力行为虽可纳入广义人格权侵权的评价范畴，但因《反家庭暴力法》针对家暴场景设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特别救济程序，在规范适用上应遵循“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具体而言，对于《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制的特定主体（如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人员）实施的暴力行为，司法机关应优先适用该法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而对于超出该法调整范围的其他社会关系主体（如普通同事、陌生人）实施的暴力侵害人格权行为，则需回归《民法典》第997条的人格权禁令制度予以规制。这种“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区分适用逻辑，既体现了对家暴受害人特殊保护需求的立法倾斜，也确保了非家暴场景下人格权救济制度的普遍适用性。也因此，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场景下，申请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一）人格权禁令强制执行的可行性

如前文所述，对于人格权禁令是否具有给付内容、是否具有可执行性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人格权侵害禁令具有给付内容，且具有可执行性。第一，人格权禁令本质上属于具有行为给付内容的裁判类型。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中，从实体义务层面来看，这实质是要求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一方不为一定的行为，即消极的给付。这也构成《民法典》第1084条项下抚养权实现的“行为对价”。从司法实践维度而言，此类判决的给付属性已获普遍确认。各地法院通过罚款、列入失信名单等间接强制措施，亦从程序法层面印证了其可执行性。因此，将涉抚养权判决纳入给付判决范畴，既是规范逻辑的必然延伸，亦为破解“人身行为执行不能”困境提供了制度出口；第二，在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中，人格权禁令的执行标的不是子女，而是行为。笔者认为，抚养权强制执行的本质系行为请求权之实现，而非物之交付请求权的简单延伸。其法理根基在于：民事执行须严格恪守“人身不得作为执行客体”之原则，但该禁止性规范仅指向对自然人人身自由的直接强制，而抚养权执行所针对的实为被执行人“交出子女”的特定行为义务。具体而言：其一，行为标的的双重法理属性。抚养权执行中，未成年子女虽为权利义务关系之核心，但执行标的并非其人身，而系被执行人需履行的复合型行为义务——既包含“积极作为义务”，如配合办理监护权变更登记、移交生活物品等，亦涵盖“消极不作为义务”，如不得阻挠探视、隐匿子女行踪等；其二，执行范式的实践转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子女抚养权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明确将“拒不履行子女交付义务”纳入《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罚款、拘留的适用范围。此系对传统“人身执行不可为”误区的根本性突破。由此观之，涉抚养权判决的“可执性”并非源于对子女人身的支配，而是基于对被执行人行为义务的规范性约束。

（二）人格权禁令执行的方式

1.法定的执行方式。如果被申请人仍然一意孤行，抢夺、藏匿孩子，就需要进行惩戒。法院可以对被申请人进行罚款、拘留，如果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后，对“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从事相关职业决定等不作为义务”的行为进行了细化的规制规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解释（二）》第十三条明确，可以确定暂时监护方案。这实际上是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其协助义务，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具体形式，有助于更准确地指导审判实践。

2.实践中探索的执行新方式。法院也在探索更多元的惩戒方式。比如上海市高院曾表示，对于一方藏匿、抢夺孩子的行为，将其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也将拒绝探望的情形作为判断抚养权归属、变更抚养关系的重要考量依据。但是，家事案件的人身专属性也决定了实践中需要探索更温情、更人性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达到化解矛盾、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比如“探望监督人制度”，就是指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如亲属或妇联等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作为探望监督人，确保在父母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孩子能够与不共同居住的一方父母保持定期的联系，维护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再比如，中山市两级法院先后创设了亲子关系评估制度、子女抚养规划制度和量身定制探望方案制度，制定《子女抚养探望问题须知》。同时，也探索在诉中推演判后探望流程，在诉讼中试行探望权。

桂芳芳律师是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优秀女律师（提名），全国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市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副主任，获评2025“The Legal 500”私人财富领域榜单推荐合伙人、《商法》2024-2025“The A-List 法律精英-律师新星”上榜律师、律新社2024年度“财富管理领域：匠心律师”、2025年第六届“长宁工匠”。

陆彦君实习律师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协助处理过上百起婚姻、继承、子女抚养权等案件，参与过多个重大诉讼和非诉家事案件的筹备工作，编写、发布多篇法律实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