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齐奇：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真到那天来临的时候，谁会成为我们的依靠？又有谁能保证我们的财产人身安全不受到侵害，实现高质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呢？今天的《法治深壹度》我们一起关注老年人的监护问题。

69岁的阿拉克西和77岁的托三白是新疆伊犁的兄弟俩，因为智力残疾他们一直无儿无女，不过他们现在每天都过得很逍遥。

兄弟俩住在他们的外甥女安杏芬的家里，而安杏芬为了两个舅舅能在她家里常吃常住好照顾，刚刚进行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官司。

安杏芬：从来没想过，我会打官司，我那样的想法都没有，偏偏碰上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伊车嘎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勇：当时国家已经把他们供养了这么长时间了，她突然来说她要来供养，我们也是多次质疑：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条件来赡养他们。

原来，两个舅舅之前由村委会、乡政府和市民政局安排，作为五保户在养老院住了十年。而安杏芬为了取得自己对两个舅舅的监护权，竟将村里、乡里和市民政局告到了法院，这真是一件稀奇事儿。那么，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十多年前说起，那时两个舅舅由他们的母亲和哥哥做主，安排在两个老乡家生活，由老乡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然而时间长了，两个舅舅就不喜欢在那里住了。

托三白：哎呀，我在那里吃亏倒霉，是这么一个情况，闹事吵架打架。

俩舅舅经常离家出走，到2014年的时候，村委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两个舅舅办理成了五保户。

王勇：五保户的概念，就是国家进行供养。民政上就会把他纳入到养老院里去，包括你的吃、住、行、医疗，国家全方位地去照顾，体检都是定期检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静慧缘养老院副院长王华：平常还有精神生活、娱乐生活以及心理疏导，对他的照护也可以达到无微不至，比如说他不舒服了，我们第一时间报备到民政局以后，及时地该就医的就医，我们院里面就派人去照护。

在这十年间，安杏芬有时会去养老院看望两个舅舅，也会签好责任书后把舅舅们接到自己家里过几天再送回去。然而，2024年2月4日，安杏芬经养老院同意后，彻底将两个舅舅接到了自己家中赡养。村委会得知此事后，非常惊诧，他们马上给安杏芬做工作。

王勇：她们家本身就有一个（智力）残疾，基本条件也是中等左右，赡养两个老人不是一朝一夕的，后续肯定10年或者20年的，这个她都要考虑清楚。

安杏芬：养老院都挺好的，万一出来了照顾不好，有什么闪失的话，你不是多此一举吗？

而且，有些周围的村民还有其他的质疑。

安杏芬：他们说你接上去你不要虐待老人，我两个舅舅我能虐待吗？咋说呢，自己血浓于水，都带着血缘，自己的长辈，就像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把他们带好。

安杏芬嘴上的表态并没有说服大家，外甥女与舅舅，毕竟只是旁系血亲。我国民法典中规定，除了近亲属外，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让安杏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她收到了村委会发来的一份指定乡政府、市民政局和本村村委会三部门共同作为两个舅舅的监护人的书面通知。这样的局面，看起来非常像是安杏芬在和村委会抢夺两个舅舅的监护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人民法庭庭长孙振超：双方所争议的最大的焦点就是，申请人安杏芬将两个老人接到家里之后，到底老人的生活比现在他们在养老院这种生活会好还是会坏？

那么，我们来看看安杏芬和两个舅舅怎么说。

安杏芬：我也对这两个舅舅真心地心疼，他们穿多大的鞋子，喜欢吃啥我都知道。

托三白：这，你看看就知道了。

阿拉克西：这是我丫头买的，这也是的，这些都是的。

两位舅舅：全部都是她买的。

托三白：帽子是丫头挑的。

安杏芬说，自己对舅舅们的好，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她所感受到的舅舅们对她的好。

安杏芬：他们很疼我的，有啥吃的喝的都带给我，哪怕东西再小，还悄悄地说这个给丫头你吃。

所以，以前把舅舅们从养老院接出来散心的日子里，她就尽一切所能让他们开心。

安杏芬：我们这儿的养老院挺好的，但是老人像个小孩，在外面自由一点，亲戚朋友能见到，我用三轮车把他们拉上，领出去玩儿，他们也喜欢动物，养的有兔子，有鸡、鸭、鹅，鸽子、牛、羊、狗。我们家里面跟开动物园的一样。舅舅说，丫头我去给兔子拔点草，我说去吧！我二舅说我去看会儿鸭子，我说你看吧。

阿拉克西：喜欢兔子。

托三白：来，我赶（鸭子）。

托三白：养老院好是好，我们不喜欢。

两位舅舅：想家，想家。

而最终让安杏芬萌生把舅舅们从养老院接出来常住的念头，来源于二舅舅的一句话。

安杏芬：我二舅说的，我跟你妈妈是一个肚子出来的，你妈妈不在了，你也不要我了吗？说得人心一下子就柔软了，我妈妈原来活的时候也特别护亲情，他说那些话以后我心里面可受不了了，人来一世都不容易。

而对于养老院的院长来说，同意两位住了十年的老人搬出去，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她观察、思考了很多。

王华：其实养老院里面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和善的，我们的护工给老人一说话就笑，但是亲人来了以后，那种张开双臂的感觉，我们工作的这里是没有的。就像孩子看到妈妈那种感觉，他经常说我丫头咋了，他不说外甥女。骨血亲真的替代不了。如果能照顾好的话，你接出去我们也赞同，最后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我们交流，决定把老人接出去了。

然而把老人接出去了，并不意味着安杏芬能成为两个舅舅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此时村委会、乡政府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们还有更长远的担忧。

王勇：因为老人他不是说一年两年，他有可能是五年十年，现在老人还能动还能走，那到时候老人躺着了，行动不便了怎么办？

安杏芬：万一老人病了，如果经济上面跟不上，耽误他治疗的话，后半生我也会在那种自责中过，我也有考虑。最后我们舅舅说你害怕啥，别害怕，病不病都是老天说了算，你啥责任也没有。他说那时候我的死活都丫头安排，别的人谁也不要管我，就丫头一个人安排行了。

舅舅们的表态很重要，不过，村委会没有直接指定安杏芬当舅舅们的监护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早照顾过两个舅舅的老乡，跟舅舅们还有些土地房屋等财产方面的纠纷，他们不同意安杏芬当这个监护人。

安杏芬：他们说为啥让她把舅舅们接走？这么多年那些地都是我耕种的，你有啥权利把他们从养老院接出来？他们也到乡里面闹，两家都不服气，把这两个老人给我，他们两个人也哭鼻子，不愿意呢，那你咋办？

王勇：所以当时我们就先指定了我们三方，作为老人的监护人，如果安杏芬条件能达到，按正常的程序，她符合赡养老人的条件，这也是她的权利和义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有了这场官司。

安杏芬：我觉得人只管善良就好，剩下的交给老天。

孙振超：感触最深的就是去走访的过程中，当我一提到申请人安杏芬的名字的时候，两个老人都是一种非常开心的一种表情，这种表情是一种自然流露。

最终，根据老人们最真实的意愿，以及老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法官作出了判决。

孙振超：由安杏芬去赡养老人，或者是由安杏芬去监护两个老人，对两个老人是最有利的。

安杏芬：哎哟高兴得，丫头抱抱，亲亲，终于不用去养老院了。

孙振超：如果说在这期间你损害到了老人的一些权利，咱们相关部门也是可以进行监督的，当发现之后也可以去申请，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变更监护。不是说一旦拿到权利之后，就可以躺平了。

安杏芬：人都有老的一天，你善待老人也更善待自己。

安杏芬：我们乡里面的领导，包括村干部还有队长，有啥事情也照顾着。我们这方的领导，都尽责得很，因为这方人也有那种豪爽性格，邻居之间出门打个招呼，人家都过来照顾。

王勇：没有说她告了我们，我们输了，我们后续一直在跟踪她赡养的情况，假如像她这种经济条件，后续她不养了，那么肯定还是由村委会来集中供养是最好的。

安杏芬：有的时候宰上两只鸡，做大盘鸡或者是钓上鱼了以后做大盘鱼，烤肉、啤酒这样在院子里，老的小的都高兴，孙子、重孙子女婿都在一块，来了以后看太爷爷，他跟小家伙一块玩，他说多少年没有跟小娃娃一块玩这么开心。

齐奇：最终这两个舅舅是在外甥女家养老了，所以我觉得老人养老不光是说你让他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他心灵的归属。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于程远：对，是这样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确定监护人的时候，也是要考虑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人和被监护人之间他们的情感联系，和情感上的亲密程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要素。

齐奇：我们看到过程虽然是有点让人揪心的，但结尾是让人觉得很舒适的，村委会还表示给兜底儿，您怎么看这个诉讼呢？

于程远：这实际上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虽然说原被告双方他们好像对簿公堂，是相互对立的双方，但其实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老人好，都是希望老人能够安享晚年。村委会和养老院最初对于外甥女的质疑，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负责任的表现。给老人当监护人应该说是一个苦活累活，所以说很多人不愿意承担监护职责。

齐奇：养一个老人越往后事情越多，所以我觉得村委会通过这个诉讼也是能够让外甥女想清楚，你能不能担好这个责任，我觉得也是一个理性的思考过程。

于程远：对，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案子，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