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法典》实施前，我国的被继承人遗产处理主要依赖继承人的自行协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存在三大痛点：

1、信息不透明、不共享导致继承人之间相互猜疑，各继承人之间都认为谁掌管存折、谁持有房产证，就有可能隐瞒或转移资产；

2、程序不专业造成效率低下，大多数继承人往往都不知道需要清理以及如何清理哪些债权债务，办理以及如何办理什么手续，导致遗产分配进度缓慢；

3、角色不中立导致信任危机，本身为家庭成员的继承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往往难以公平分配，也不容易取得其他继承人的信任。

随着家庭结构多元化和财产形式复杂化，上述这些矛盾也变得愈发尖锐。诸如再婚家庭中，前妻子女与现任配偶的冲突；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各种亲戚的法定继承权；以及数字遗产、股权等新型、复杂财产的处理，都让传统继承模式捉襟见肘。

《民法典》继承编第1145-1149条，系统构建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也反映出我国继承法律规定从“重分配”到“重管理”的转变，更加符合实践的需求。

遗产管理人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遗产的公平清算与有序转移。遗产应当首先用于清偿死者债务，清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其次才是明确相关继承人以及可分配的财产。与传统继承模式相比，遗产管理人制度实现了三大升级：确定了选任程序和职责范围；遗产管理人应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明确了中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人员的参与路径。

根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大致可总结为：

1、遗产接管与清查：全面接管遗产，制作遗产清单。针对容易忽略、疏忽的财产进行重点注意，需要查明被继承人是否通过保险、信托等方式设立了无需经过继承程序的资产；

2、遗产状况报告与公示：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必要时进行公告，催告债权人和受遗赠人申报权利；

3、遗产保全与维护：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例如，对即将到期的债权及时主张，对需要管理的股权资产行使股东权利等；

4、债权债务处理：以遗产为限清偿税款和债务，这是管理人的核心职责之一，也是专业性的集中体现；

5、遗产分割方案制定与执行：按照遗嘱或法律规定，制定公平的分配方案并组织实施；

6、必要情况下的诉讼参与：在涉及遗产的纠纷中代表遗产参与诉讼。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价值远不止于解决具体纠纷，更对于社会整体继承模式和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1、对家庭而言，遗产管理人制度提供了从“争”到“管”的观念转换。遗产管理人职责并非简单财产分割，而是从家庭利益、被继承人意愿、遗产价值最大化的综合多元化角度视角，最大程度上实现遗产分割利益的最大化，满足各方利益主体的意思需求；

2、对社会而言，遗产管理人制度提升了继承领域的法治化水平。通过专业介入，大量纠纷得以前置化解，一定程度上减轻司法压力；

3、对专业界而言，遗产管理人制度开拓了法律服务的新蓝海。遗产管理不仅涉及传统继承法，更与公司法、信托法、税法等多个领域交叉，对管理人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创造了新的服务价值，遗产管理人制度正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应用场景。

虽然遗产管理人可以由继承人推选或法院指定，但律师担任这一角色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1、程序合规保障：律师更加熟悉继承权公证、不动产过户、存款提取等全流程的操作规程和法律要求。结合不同继承财产类型的差异化要求，充分完整准备前期工作，避免当事人因不了解而反复奔波；

2、权利义务平衡：律师的中立性能有效平衡各方利益，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财产的公平分配，最大程度保全遗产，防止继承人之间的猜忌，平息家庭矛盾；

3、复杂资产处置：对于公司股权、知识产权、数字资产等特殊财产，律师能协调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力量，实现遗产价值最大化；

4、法律风险隔离：通过规范操作，律师可以帮助继承人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的责任风险。特别是《民法典》第1148条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时的赔偿责任，律师依法专业履职本身就是继承风险防范的坚实保障；

5、家庭情感维护：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律师可以缓冲家庭成员间的直接冲突，将情感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为亲情的保留创造空间。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法律问题归结于法律，亲情问题归结于亲情。在这个财富形态日益复杂、家庭结构日趋多元的时代，提前规划、专业介入，才是对所有家庭成员最好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