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人民法院报

继承是各时代均需处理的问题，从继承的主体、顺位及其依托的价值理念，可以看出时人对伦理关系的思考。我国现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现今学术界把此类因某些原因，将遗产酌给（分）继承人外的第三人之分配方式，命名为遗产酌分（给）制度。其与法定继承相对，为依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打开豁口。早在我国明代的《大明律·问刑条例》中便已有此类制度设计，且在不同历史阶段，酌给遗产的对象、所“酌”的情理均有差异，演变至今已有400余年，通过对该制度发展轨迹的细致描摹，看时人在求“变”或“不变”时所依托的情理法，便可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融合以及发展的历程。

传统中国：遗产酌分突破血缘

传统中国为宗法社会，十分重视血统，其法定继承以父系血缘为基础。家长生前同居共财，为了维系父的权威和家的稳定，例如唐律中便将“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视为罪。家长死后方能启动继承，包含着身份、财产等方面的接续。身份方面采嫡长子继承制，严格依照父系血缘进行传承；财产方面通常由诸子均分。

各朝代为保证家庭血统的纯正，对收养异姓的孩子十分谨慎。例如《唐律疏议·户婚》便有规定:“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元代亦规定“养异姓子者有罪”。明清律《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条依循唐律，规定“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至于“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可以收养，并改从其姓，但也“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各朝代对于传统家庭血缘秩序十分重视，为避免家族财产、身份的外流，不允许异姓男者继嗣，并且视为罪，要受到相应的刑罚。

但为了照顾现实社会的需求，明代《大明律·问刑条例》对于“无子立嗣”的家庭的规定，做了部分的突破。其规定“凡无子立嗣，除依律令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依《大明令》分给财产”，该例文其实是对法定继承的一种打破，允许异姓男子获得部分财产，但有诸多的条件。其一，限定了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无子立嗣之家。其二，义男、女婿不得立为嗣，仅能分得财产，不能继承身份。其三，要求是养父母或岳父母所喜爱的义男、女婿，彼此之间有情感连接。“听其相为依倚”则要求生前双方经济生活的紧密，双向的照护，互相依附、扶持。

清代的《大清律例·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律及其条例中，对于“无子立嗣”之家，义男、女婿可酌分遗产部分，直接沿袭了明代的内容，未有本质上的改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增了对于所收养的“三岁以下遗弃之小儿”，可以酌分财产的条例，这使得主体进一步扩大。如果说明代时将义男和女婿纳入可酌分遗产的范围，更多考虑的是被继承人对之的喜爱，以后之亲的意愿为合法性基础，那么到了清代，则似乎更多是对弱者的照护，毕竟被遗弃的三岁小儿尚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

可以看到，在传统中国，对于父系血缘、昭穆伦序的重视，在身份继承方面，义男、女婿、收养的三岁小儿，官方的态度是一直将之排除在外，明确其不可被立为嗣。但为了缓和个人的情感与家族秩序之间的紧张，在财产继承方面，通过遗产酌分来放宽主体的范围。由此既维护了宗法秩序，又照顾了人情，调和了矛盾。

近代：遗产酌分保护弱者权益

到了近代，在内忧外患之下，我国开启了曲折的转型之路。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吸收融入了大量西方民法的理论、制度和原则，促使旧有的宗法理念以及相关的秩序逐渐瓦解，在遗产酌分制度上，则体现为身份、人格被逐渐排除，并重视保护弱者权益。

《大清民律草案》第一千四百六十八条，在法定继承人中加入了妻子、亲女，促进了女性权益的保障，但亲女继承顺位排在末尾。另外，第一千四百六十九条直接规定“乞养义子，或收养三岁以下遗弃小儿，或赘婿素与相为依倚者，得酌给财产使其承受”。对比《大清律例》，该法去除了“无子立嗣”这样的范围限定，对于义子（男）以及收养三岁以下遗弃小儿可酌分遗产也不再有限定条件。

进入民国以后《大清民律草案》仅是参照适用，北洋政府又着手修订新的民律草案，并至1925年完成，也即《民国民律草案》，但该草案因袭了礼教的内容，继承编中又增加了宗祧继承等封建制度，反显倒退。在该草案的第一千三百三十九条，亲女虽为法定继承人，但顺位仍排第六。第一千一百四十条至第一千三百四十二条，又分别规定了亲女、养子或赘婿、妻子这三类主体可酌分遗产。其中，对于“所继人之亲女”，第一千三百四十条特意强调“无论已嫁与否”，在继承开始时，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归其继承”，赋予其突破顺位限制的权利。至于“所继人之妻”，也专门强调为了供其“养赡之用”，可“酌提遗产”。养子、赘婿可遗产酌分方面，则没有本质变化。被收养的三岁小儿，因其已被养子这一概念所包容，故不再单独强调。

20世纪20年代妇女运动兴起。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规定“女子应有遗产继承权”；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再次强调“女子应有财产权和遗产继承权”。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先进主张也迫使国民党认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于是在《中华民国民法典》的立法时，确立了“女子不分已嫁未嫁，应与男子有同等财产继承权”的原则。因此，在该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将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抽象为“直系血亲卑亲属”，亲女的法定继承顺位由此得以大大提前。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又规定“养子女之继承顺序，与婚生子女同”，这也使得收养关系合法地成为了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至于姻亲关系中的赘婿，则未做特别规定。

可以看到，过去遗产酌分中的众多主体均已明确纳入法定继承之中，且有了多个条款共同护卫其权益。因此在该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条，将可酌分遗产的人调整为“被继承人生前继续扶养之人”，进一步突破了身份限制，但又加入了亲属会议，需经其评定方能获得遗产，亲属的影响仍在其中。

现代：遗产酌分突破身份关系，重视抚养行为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被废除，新的民事立法工作因各种原因而停滞。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或批复就成为了重要的参考。1950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解答群众日报读者胡汉文所询继承问题的意见》提到“分家前对共同生活有关之劳动生产有贡献或其生活特别困难”的无继承权的家属，可酌分遗产。另外强调了“独生女虽已出嫁，对其父母的遗产仍有继承权，其父虽立遗嘱将全部遗产赠与他人，仍须照顾其女的继承权，如已嫁女本人无放弃继承的意思，应按具体情况就遗产酌留相当部分归女继承”，这相当于以公权力强制酌分的方式，保证了妇女的遗产继承权。

1953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因接到各处询问继承问题的来件很多，故在综合分析研究后，初步拟定了基本的处理原则作为法院的内部参考，其中便提到了在被继承人死亡前受其扶养一年以上，而无劳动能力或其他生活条件的亲属或非亲属，亦有酌分遗产的权利。1956年9月，司法部在《关于遗嘱、继承问题的综合批复》中也提到在依遗嘱处理财产时，对依靠遗嘱人生活并无劳动能力的人，亦应酌留一部分遗产加以照顾。196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杨漪云遗产继承案的复函中，表示侄子女虽无代位继承权，但若曾给予被继承人许多帮助的，且如今生活困难的，“由遗产中给以适当照顾”。可以说，遗产酌分制度有扩大适用的趋势，其成为化解继承纠纷、缓和各方矛盾、照顾人情的重要把手。

到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遗产酌分又有两大发展，一是剔除先天身份关系的影响，二是将后天抚养行为作为酌分遗产的合法性来源。

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外，依靠被继承人生活的未成年人或无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对死者给过较多扶助的人，应当在遗产中适当分给他们一部分”，该意见后被1985年继承法第十四条吸收，并调整表述为“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至于姻亲关系中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因抚养行为，可以摆脱遗产酌给，跃升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发展至现今的民法典时，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将原来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限制性条件去除，无论是被继承人曾抚养的，还是抚养继承人的，只要双方存在抚养关系，便可请求酌分遗产，后天的抚养行为由此成为分得遗产的直接合法性来源。不过这也使得法律对抚养的认定有了更严格的要求，法律意义上的抚养应包括物质层面的日常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层面的安慰和陪伴。空间上的共同居住、共同生活不属于抚养；只出资提供物质上的扶助，但精神上对被扶养人进行折磨，也不能认定为扶养；纯精神上的扶助或纯物质上的资助都不能构成扶养事实，因此均不能请求遗产酌给。

结语

从制度功能层面来看，遗产酌分制度作为法定继承之外的补充性规定，发挥着两个重要的制度功能。其一是承前启后，遗产酌分之主体在近代的变化，例如义子、亲女，原先是遗产酌分中的主体，但后来跃升至法定继承的序列。从某种程度来讲，前一阶段其在遗产酌分中的存在，为后来进入法定继承序列做了相应的价值准备。其二是缓和矛盾、平衡利益。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确定且有限，是一种刚性的制度设计，起着稳定家庭秩序的作用。遗产酌分相当于为法定继承打开了一个豁口，在传统中国，遗产酌分便在财产继承方面突破了血缘的限制，加入了收养和姻亲关系的部分主体，不过仍未超出身份关系。到了近代，身份因素又逐渐从该制度中脱落。融入更多后天的人情。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也缓和各方的矛盾。

至改革开放以后，遗产酌分制度又有一个创新性的发展，其不再以身份关系来划定遗产主体范围，而是将抚养行为作为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其相当于将被继承人作为“原点”，将抚养行为作为“力”，往相反的两个方向进行拓展，无论是被继承人扶养的，还是扶养被继承人的，均因抚养产生的人身和情感上较强的绑定，因而可以分得遗产。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传统“相为依侍”的现代化表达。

之所以要给被继承人生前扶养者酌分遗产，是因“老有所依、少有所养”的价值追求；至于要给对被继承人生前抚养较多的那些非法定继承人酌分遗产，是为了给予其一定的报偿，使得权利义务相一致。结合目前人口老龄化的背景来看，遗产酌分制度赋予非法定义务抚养人基于扶养行为分得遗产的权利，也可鼓励更多民间扶养行为，缓解养老难题，平衡各方利益，形成良好的尊老爱幼、关怀弱者的社会氛围。

来源：人民法院报·5版

作者：韦钰（作者单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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