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所代理的案件核心矛盾可以归结为法院赋予监护人所拥有的“监护权”与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置权”之间的冲突。虽然表面上看。两者权利依据清晰明确，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大量的权利重叠，权责不清，尤其涉及到财产的部分，如下图所示：

在没有婚内财产协议约定的情况下，监护人名义上拥有财产监护权，但其财产的来源却有一半属于配偶，换言之这种监护权实际上是不能完整履行的，甚至说是不能有效保护被监护人的实际利益的，这也有悖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最高原则。如何平衡？我认为只能尽可能在动态中找寻到某个平衡的支点。当然，这也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涉及到医疗决策，应当以指定监护或意定监护人的意见为唯一标准。但如果涉及到财产分配，这个案件提醒我们应尽早与配偶进行协商和沟通，监护人和配偶存在的权利重叠部分需要厘清，否则有可能加剧双方的矛盾。

监护人行使权利，是代为行使被监护人权利，不能超越被监护人本人。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是履职时选择方案、处理事务的原则，不意味着自然人因民事行为能力减等、被监护而获得额外的民事权利。避免监护制度对民事法律秩序的过度干扰。

成年监护的适用是被选择的，选择的路径是监护宣告制度。监护宣告需秉承必要性原则，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尊重本人意愿。

有监护资格的人，只是潜在的监护人，将来可能成为监护人，不等于监护人。

1、核心观点：非配偶监护人主张被监护人配偶返还财产或代为离婚，法院审查核心在于是否存在严重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情形，单纯财产账户间转移难获支持，这既符合法律规定，也兼顾夫妻关系稳定性与家庭伦理。

2、法律依据与实务分析：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第35条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处理权，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须为维护其利益。本案中，李四与张三婚姻存续近40年，若仅将张三名下财产转入自身账户，未用于挥霍、毁损或恶意转移给他人，本质仍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内部流转，未突破共同所有的法律属性。

这类似未成年人监护的实务逻辑：父母离婚后均为监护人，但非抚养方无需承担抚养方主张的高额教培、奢侈消费等非必要开支，法院仅依据当地生活水平、经济能力等核定抚养费。同理，小张作为子女本就负有法定赡养义务，其为父亲提供的高昂疗养费用，属应尽责任范畴。法院劝其撤诉，正是因无证据证明李四存在《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的严重损害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且维护长期婚姻关系稳定性是司法裁判的重要考量。

3、独立见解与制度建议：非配偶监护人并非“无能为力”，但权利行使有严格边界：仅当被监护人因重病需巨额医疗费而李四拒绝支付，或李四恶意转移财产致其生活危困时，才可诉请婚内财产分割或代为离婚。

本案核心矛盾是监护权财产管理权与夫妻共同财产权的博弈。鉴于法律滞后于现实需求，明月律师提出的“配偶担任监督人+财产清单化+动态申报”模式颇具实践价值，嘉定法院的创意探索值得推广。该模式既尊重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又通过监督机制防范权益侵害，实现了法理与情理的平衡。未来可推动此类制度规范化，让监护权行使既有边界，又能为被监护人权益提供更全面的保障，破解非配偶监护人“行权难”的现实困境。

在相关法规和司法实践没有大变革的前提下，作为服务人员一定要放大视野和格局，站高一层去给到客户建议。例如：监护包含财务、人身等多角度，建议由多位监护人共同决策或分工落实，避免任何角色“大包大揽”。又如：综合使用法律、金融、行政工具满足各个阶段的需求。

这个案件让我意识到了指定监护制度的局限性，司法实践中指定监护对被监护人的保护力度尚且如此，那意定监护的落地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涉及到财产的部分。以后办理类似案件，我认为需要分类讨论，将客户划分为两类群体，即中年群体、老年群体（意识清晰）。在为他们定制意定监护服务的同时，需要综合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比如中年群体未来依然需要维持和经营一段婚姻，在此前提下，如果单纯的使用意定监护+婚内协议的方式，显示不合时宜有可能会加剧双方感情的破裂，这也不是我们律师所想看到的，同时也有违制度的初衷。或许可以利用法律工具+金融工具的方式，在办理意定监护的同时，提前将一部分资金纳入商业保险，以被监护人作为被保险人，监护人作为受益人，是否可以通过这样的制度适当绕开与配偶利益重叠的部分？另外，如果遇到老年人群体，我们可以建议意定监护+遗嘱的方式，让客户提前进行规划，否则需要进行风险提示即意定监护很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意定监护带有对抗法定监护的天然属性，但意定监护人不宜主动寻求对抗，理想状态是和其亲属体系保持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当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面临亲属体系的现实危害时，则应坚决维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

1、核心区别：意定监护与法院指定监护存在本质差异：指定监护以被监护人被宣告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需严格遵循法定监护顺位，法院指定时必须充分征求配偶等近亲属意见，程序具有较强的法定性和强制性；意定监护则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具备判断能力时，与受托人协商一致订立书面协议的结果，协议订立及生效可独立于配偶等近亲属的意志，甚至无需其知情，生效后优先于法定监护适用，更能体现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2、实务挑战与心态要求：意定监护人面临的挑战远高于指定监护人，核心冲突在于与法定监护人、法定继承人的财产权益博弈。担任意定监护人，首要前提是具备纯粹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良好心态，若动机掺杂争夺财产等私利，极易引发激烈家庭矛盾。

意定监护人行权的核心原则是“被动介入、主动维权”，应避免履职之初就急于控制被监护人财产，仅当法定监护人存在严重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时，再依据协议主张权利。

3、风险防范建议：为化解履职困境，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时可增设紧急救助资金条款，明确资金来源、使用条件及监管方式，确保被监护人权益受损时，监护人有充足的经济能力启动维权程序。同时，可约定财产清单公示、定期履职报告等机制，以透明化操作减少信任危机，始终以“维护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平衡法理与情理，降低履职阻力。

1. 基于意定监护人的职责缺乏细化规定，监护人的权利和配偶的权利可能存在边界模糊的情况。在客户存在配偶且选择非配偶为意定监护人时，要做到充分的风险提示。

2. 我们为客户提供意定监护服务时，需要更加审慎。一份意定监护协议的背后往往伴随复杂的家庭关系。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客户的家庭情况，了解客户排除配偶作为监护人的深层次原因，从而选择适合的法律工具供客户选择。

如能避免进入诉讼程序，就应尽可能避免，而是通过引入居委会调解、引入公证、保险金信托等工具解决紧迫问题，把不紧迫的问题留给时间、而非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