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纠纷频发，此类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被侵权人权益救济、监护人责任界定等法律适用问题，既是社会关注热点，也是司法实务难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虽优化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规范，但核心框架仍延续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原有设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未发生实质变化，未能终结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围绕责任主体认定、责任形态划分等关键问题的讨论和分歧。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例虽基于教育矫正需求判令未成年人承担侵权责任，但因缺乏统一判断标准与清晰释法说理，出现同类案件裁判尺度不一的情况，难以充分实现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功能，也不利于纠纷规范化解与适法统一。

本案系未成年人损害知名餐饮品牌相关法律主体名誉权、财产权而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社会影响广泛。法院立足现行法律与法理逻辑，构建未成年人非财产性侵权责任“三要素”审查标准，对相关理论与实践争议作出回应。案件紧扣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特征、心智成熟度及对行为违法性的认知能力，梳理出未成年人非财产性侵权责任能力判断与责任认定的具体标准，契合法律保护未成年人与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基本原则，有效发挥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引导与规制作用。同时，本案明确监护人责任的根源在于违反法定监护职责，而非“代未成年人受过”，即便未成年人承担非财产性侵权责任，失职监护人仍需承担相应责任。此外，本案兼顾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允许其履行赔礼道歉义务时作隐私处理，实现了保护与惩戒、法理与情理的有机统一。

现行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法律规范细化了诉讼主体、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主体内部责任分担等问题，但未涉及非财产性责任承担相关规范。《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释（一）》（征求意见稿）第4条曾提出：“被侵权人请求实施侵权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范围内，与监护人共同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尽管该条款最终未被纳入生效解释，但表明司法机关已注意区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形态，针对非财产性责任作特别解释，进而充分救济被侵权人受损权益，发挥司法裁判的教育矫正作用。这仍将是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规范的优化方向。

（一）完善非财产性责任规范的现实动因

我国监护人责任制度数十年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立法初衷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其一，保护心智未健全的未成年人免受不利后果影响；其二，通过严苛的监护人责任填补被侵权人的损失；其三，简化法律适用以降低“同案不同判”的风险。

立法稳定性虽保障了法律适用的连贯性，但随着社会发展，原有考量已不足以满足现实需要，优化势在必行。一方面，当前未成年人心智发育明显加快，法律对责任年龄的调低（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周岁），正是对这一客观规律的回应。法律需兼顾保护与必要惩戒，以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功能。承认一定年龄以上的未成年人具有侵权责任能力，反而能为其人格健全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被侵权人权益救济已不止于经济损失填补，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责任对修复受损权益的作用愈发凸显，而非财产性责任具有鲜明的人身专属性，强调由侵权行为人本人履行，从而真正弥合被侵权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与权利裂痕。当被监护人实施加害行为时，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基础并非其直接违反对被侵权人的注意义务，而是违反对被监护人的教育、管理义务。因此，即便监护人担责，也需未成年人参与非财产性责任履行，这才符合非财产性责任的履行逻辑与客观需要。此外，我国法律人才队伍的专业素养已显著提升，过往因专业能力不足阻碍制度价值实现的问题不复存在，唯有依托更精细化、逻辑化的法律规范，才能更好地实践法律原则，释放制度价值。

（二）非财产性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

我国立法承袭了“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即广义的民事行为能力不仅包括实施合法的民事行为并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也包括因实施违法行为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能力。该说将民事行为能力与侵权责任能力相混淆，以行为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来判定其是否具备侵权责任能力，进而否定了未成年人在侵权法中的责任主体资格。不可否认，民事行为能力与侵权责任能力存在一定关联——二者均关注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法律性质及后果的认识程度，但在具体适用情景和认知程度要求上却截然不同。采用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的国家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主，德国法中的侵权责任能力，指行为人对自身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也称过失责任能力或过错能力。其以“识别能力”为判断基础，要求行为人能够认识到行为的不法性或危险性，并知晓应就该行为承担责任。对比来看，民事行为能力适用于民事法律行为领域，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解决的是行为效力问题，目的是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兼顾行为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而侵权责任能力仅适用于侵权行为（事实行为）领域，以识别能力为判断基础且要求较低，解决的是侵权责任承担问题，目的是在免除无识别能力者过错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多元途径对被侵权人的损失予以救济。例如，12岁的未成年人通常知道“打伤他人不对”，却未必理解“出租房屋的法律意义与风险”。由此可见，民事行为能力不等同于侵权责任能力，以民事行为能力为基础构建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规则，显然缺乏科学性。

司法实践中，认定侵权行为人是否需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为一般归责原则，核心是审查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该规则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侵权情境：法律需评价未成年人在实施行为时是否违反了一般理性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即是否存在“过错”，这一评价逻辑与判断未成年人是否具备相应识别能力高度契合。在我国立法尚未引入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的背景下，可在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这一侵权法特别领域，借助“过错”概念弥补制度空白，实现对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的法律评价。

此外，法律已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同理，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侵权行为能够被其心智水平所认知，法律亦应要求其控制自身行为以避免损害结果发生。这为优化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制度提供了法技术层面的示范。从法政策角度而言，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特别是具有一定识别能力（如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轻度精神疾病患者）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时，若法律不要求其为自身行为承担责任，也会显得不合理。

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的核心在于明确判断标准。在承认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关于该能力的判断标准主要分为四种模式，一是以日本为代表的识别能力标准，二是以荷兰为代表的年龄标准，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年龄+识别能力”标准，四是以前苏联等为代表的行为能力标准。

笔者认为，以识别能力标准为核心，辅以年龄标准，据此构建未成年人非财产性侵权责任能力的基本划分体系，既能有效保障裁判结果的可预测性，也能降低司法实践中的判断难度。具体而言，可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关于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年龄的划分规则，采用“三分法”判断标准：其一，无责任能力人，即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该年龄段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尚未达到认知侵权行为性质及后果的程度，故不具备承担非财产性责任的能力；其二，推定无责任能力人，即已满8周岁但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该年龄段未成年人对部分行为的认知仍有限，原则上推定其无责任能力，但被侵权人若能提供证据证明未成年人对加害行为的性质及后果具有足够识别能力，则可认定其具备责任能力；其三，推定有责任能力人，即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该年龄段未成年人已具备一定的认知与判断能力，原则上推定其有责任能力，但监护人若能举证证明未成年人因心智发育特殊、认知水平不足等原因，对加害行为缺乏识别能力，则可认定其不具备责任能力。

在此基础上，针对推定无责任能力人和推定有责任能力人的认定，还需通过理论研究与判例总结进一步细化规制，并结合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如11周岁与9周岁的认知差异）、心智成熟度（可参考学校评价、心理评估等）、受监护环境（如监护人是否尽到教育引导义务）、生活与受教育状态（如是否接受过相关规则教育）等因素，形成类型化的责任能力判断路径。个案审理中，需综合考量基本划分原则与细化评价因素，进而认定未成年人是否应承担非财产性责任，确保其所承担责任与自身实际识别能力相匹配。

回到本案，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未成年人与监护人的归责逻辑愈发清晰。两名未成年人实施共同侵权，存在明显“过错”。从监护人责任来看，其未尽到教育、管理的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不存在减轻自身无过错责任的法定事由，故监护人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包括赔礼道歉责任与经济赔偿责任。若未成年人有个人财产，监护人可选择使用该财产支付赔偿费用，但需为未成年人保留正常生活、学习所必需的费用。在未成年人非财产性责任承担层面，本案提出“三要素”审查标准，用于判断未成年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可行性与适当性：一是未成年人对自身行为违法性的认知程度，是否与其心智水平相符；二是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方式与内容，是否在其身心承受能力范围内；三是让其承担该责任，对其树立规则意识、纠正行为偏差的长远发展而言，是否具有积极意义。经审查，两名未成年人已年满17周岁，心智发育程度足以识别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及法律后果，亦清楚理解赔礼道歉的责任内容及法律意义，承担该责任非但未超出其身心承受范围，反而有助于其人格健全发展，故两名未成年人具备承担非财产性责任的能力。据此，本案判令未成年人、监护人均承担赔礼道歉责任，实现了教育矫正未成年人与强化监护人职责担当的双重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