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前述结构性障碍，债权人并非毫无作为。实践中已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核心实现路径，主要围绕如何将本国的生效法律文书“激活”为可在境外执行的依据，以及如何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境内外协同。这些路径的选择，与债务人的身份（境外主体或境内转移资产的主体）无必然关联，而是取决于资产的所在地和法律文书的形式。

路径一：利用国际条约与互惠原则

这是跨境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传统法律路径，其核心在于将一个法域的司法裁决“翻译”成另一个法域可执行的法律文书。

仲裁无疑是跨境执行中最成熟、最可靠的路径，其基石就是《纽约公约》。

《纽约公约》拥有超过170个缔约国，这为中国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提供了广泛的法律基础。根据公约，缔约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义务是原则性的，而拒绝执行的理由则是被严格限定的例外情形。这些例外主要包括：仲裁协议无效、未给予当事人适当通知或当事人未能陈述其意见、裁决处理了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以及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将违反本国的公共政策等。这种“原则承认、例外审查”的机制，极大地提高了仲裁裁决跨境执行的可预见性和成功率。实践中，中国仲裁裁决在美国、新加坡、英国等多个法域均有成功执行的先例。

表格2：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跨境执行路径对比

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所需文件由各缔约国的国内法规定。一般而言，申请人需要向有管辖权的法院（通常是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提交申请，并附上经正式认证的仲裁裁决书正本或经证明的副本，以及仲裁协议的正本或经证明的副本。自2023年11月《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在中国生效实施后，成员国之间的文件认证流程大幅简化，通常只需办理“海牙认证”即可，无须再进行传统的领事认证，这显著缩短了文件准备的时间和成本。

在申请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会提出抗辩。最常见的抗辩理由包括：仲裁协议无效（例如，声称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获得适当通知（例如，声称未收到开庭通知）、程序违法，以及违反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政策的抗辩，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持严格和克制的态度，认为只有在承认和执行裁决会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国家主权、危害公共安全或善良风俗等根本社会公共利益时，才能援引。然而，在其他法域，公共政策的解释可能存在差异，这是执行过程中的主要风险点之一。

法院判决的跨境执行路径相较于仲裁更为复杂和不确定，主要依赖于双边条约或互惠原则。

表格3：中国判决在主要境外法域的承认与执行现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境外法院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审查程序，并非简单的登记备案。当地法院有权依据本国法律，对外国判决进行全面的程序性审查。审查的重点通常包括：1. 管辖权：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是否对该案件具有合法的管辖权。如果根据当地法律，原审法院无管辖权，则判决可能不被承认。2. 程序正当性/自然正义：被告是否获得了合法、有效的送达，是否获得了合理的答辩和陈述机会。这一点是实践中导致判决被拒绝承认的常见原因。3. 终局性：判决在原审国必须是“终局的、确定性的、可执行的”。4. 公共政策：判决的内容或承认该判决是否会违反当地的公共政策。5. 欺诈：判决是否通过欺诈手段取得。

因此，债权人在境内诉讼阶段，就必须考虑到未来境外执行的需要，确保诉讼程序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送达、答辩等环节，都经得起境外法院的审查。

路径二：境内执行程序中的跨境协同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境内债权人可以通过境内的执行程序，与境外程序形成协同，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境外财产。

这是成本效益比最高的策略之一。如前所述，通过申请法院对债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采取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可以对其形成巨大的生活和经营压力。对于有境外资产但无法出境打理的债务人而言，这种压力尤为有效。许多案例表明，一旦被执行人被限制出境，其主动履行债务或寻求和解的意愿会显著增强。他们可能会选择出售部分境外资产，或通过亲友将资金汇回境内，以换取法院解除限制措施。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策略，以较低的境内程序成本，撬动庞大的境外资产。

境内执行程序是发现和固定境外财产线索的重要平台。在境内执行过程中，法院可以通过网络查控系统、调查令等手段，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证券账户、支付宝、微信等交易流水。律师通过穿透分析这些流水，可以追踪到跨境资金的去向，发现境外关联公司、代持人，甚至境外银行账户的线索。这些在境内合法获取的线索，经过公证认证后，可以作为启动境外调查和执行程序的关键证据。例如，将境内法院的调查令、银行流水作为证据提交给境外法院，申请对特定资产进行冻结或作为欺诈性转让诉讼的证据。

如果债务人的财产转移链条中存在境内关联方（如偶、子女、关联公司），债权人可以首先在境内对这部分关联方采取行动。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未足额出资的股东、抽逃出资的股东或无偿接受被执行人财产的关联方为被执行人。即使不能直接追加，也可以另行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挑战债务人向关联方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通过查封、冻结境内关联方的财产，可以打乱债务人的整体资产布局，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前，并在全局范围内寻求解决方案。

路径三：直接在财产所在地发起法律行动

当境内路径受限，或需要直接与境外资产“短兵相接”时，直接在财产所在地法域发起法律行动成为必然选择。

平行诉讼，即在与境内诉讼或仲裁程序进行的同时，就同一争议在境外法院提起诉讼。采取此策略通常基于以下考量：1）为了获得境外法院的管辖权，以便能直接申请冻结位于该地的资产；2）对境内判决在境外获得承认的前景不乐观，希望通过境外诉讼直接获得一个当地判决，便于执行；3）在证据开示制度更发达的普通法系国家，通过境外诉讼发现更多证据。

然而，平行诉讼也存在风险。它可能导致判决冲突，增加诉讼成本，并可能引发“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争议。因此，选择平行诉讼需要极其审慎的策略规划。

在普通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诉讼程序中的“披露程序”是一项极其强大的工具。一旦在境外法院成功立案（无论是基于当地判决的承认程序，还是直接提起的欺诈性转让诉讼），债权人就可以利用披露程序，要求债务人披露其资产信息。这包括要求债务人回答书面质询、提供相关文件，甚至在庭外进行口头取证。更重要的是，债权人还可以向第三方（如银行、会计师、律师、家庭成员）发出传票，强制他们提供与债务人资产相关的文件和信息。这种由法院强制力背书的调查手段，其效力远超债权人自行或委托私人机构的调查，常常能揭露债务人精心隐藏的资产网络。

如前所述，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向境外资产所在地法院申请单方禁令（如Mareva Injunction），在诉讼开始前或诉讼初期即冻结资产，防止其被转移 。这是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时速，申请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能否提供 convincing evidence（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资产面临即刻的转移风险。成功申请禁令，可以为后续的实体诉讼赢得宝贵的时间，并确保最终的判决有“物”可执。

当债务人的资产被放置在复杂的法律架构中，如由境外他人代持、通过多层离岸公司持有或置于离岸信托之内时，常规的承认与执行程序往往无法直接触及这些资产。此时，债权人必须采取特殊的穿透策略，挑战这些架构本身的合法性。

（一）查明境外财产线索的实务难点

穿透的前提是发现。查明被复杂架构隐藏的境外资产，是整个策略的基础，也是最大的难点。

尽管财产已转移至境外，但 traces of the transfer（转移痕迹）往往留在境内。聪明的债权人及其代理律师会从境内调查入手，寻找指向境外资产的“面包屑”。

这是查明境外财产线索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债权人可以通过法院调查令，调取债务人的境内银行账户流水，重点分析大额、频繁或异常的资金流出。例如，向境外的特定账户或公司支付“咨询费”“服务费”，或者通过地下钱庄进行分拆购汇，都可能是转移资产的信号。此外，通过税务部门查询债务人的跨境资金流动记录、外汇申报信息，或者分析其增值税发票信息，也可能发现其与境外实体的业务往来，从而锁定资产线索。

境内公开信息平台是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来源。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可以发现债务人是否在国内设有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其股东是否为境外公司。这可以帮助构建债务人的“离岸关联主体清单”。此外，查询海关备案信息可以了解其是否有进出口业务，以及相关的境外合作方。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商标数据库，可以发现债务人是否在境外（如中国香港、美国）注册了商标或专利，这往往意味着其在当地有市场布局，甚至可能持有相关资产。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经过交叉验证和关联分析，可能勾勒出债务人境外资产的初步图谱。

在某些情况下，申请法院调查令查询被执行人的通讯记录（如微信、支付宝的跨境支付记录、聊天记录中提及的境外信息）和出入境记录，也能提供重要线索。例如，频繁的出境记录，特别是前往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可能暗示其在该地有固定居所或资产。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线下支付记录，如果交易地点集中在境外某一区域，也可以推断出其实际活动范围。

即使通过境内调查获得了一些线索，要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财产信息，仍面临诸多挑战。

当线索指向BVI、开曼群岛、瑞士等保密性强的司法管辖区时，调查会遭遇法律壁垒。这些地区的法律严格保护银行账户信息和公司实际受益人（UBO）信息，非经法定程序（如当地法院命令）不得对外披露。债权人无法像在中国一样，通过公开渠道直接查询相关信息。

为了突破信息壁垒，债权人往往需要聘请专业的境外资产调查机构或律师事务所。这些机构利用其本地资源和专业知识，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如查询不动产登记、公司注册档案（在允许范围内）、诉讼记录，甚至进行实地走访。然而，这项服务的费用非常高昂，且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完全保证，存在投入巨大却一无所获的风险。

即使获得了部分信息，债务人往往通过设立多层离岸公司、嵌套信托等方式来持有最终资产，形成复杂的“俄罗斯套娃”结构。每一层架构都是一道法律屏障，要逐层穿透，证明最终的实际控制人关系，不仅需要大量的证据，更需要复杂的法律论证（如“刺破公司面纱”），这在实践中成功率并不高，尤其是在普通法系法院，对此持非常审慎的态度。

（二）针对代持、信托与离岸公司的穿透路径

一旦查明财产被放置在特殊架构中，债权人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法律行动来“打破”这些架构。

当财产被无偿或以不合理的低价转移至代持人名下，且债务人有逃避债务的意图时，债权人可以考虑在财产所在地法院直接提起“欺诈性转让”诉讼。这是普通法系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工具。如果法院认定某项财产转移构成欺诈性转让，可以判决撤销该转让行为，使财产“恢复原状”，即回归到债务人名下，从而成为可被强制执行的财产。此外，法院还可以判决接收财产的第三方（代持人）向债权人承担金钱赔偿责任，赔偿金额通常以被转移财产的价值为限。

提起此类诉讼的关键在于举证。债权人需要证明：1）存在一个有效的债权（中国法院的判决可以作为有力证据）；2）债务人实施了财产转让行为；3）该转让行为是无偿的，或者债务人收到的对价明显低于财产的价值；4）债务人在转让时资不抵债，或者该转让行为导致其资不抵债；5）债务人具有逃避债务的意图（这可以从转让发生的时间点，如恰好是在收到债权人律师函或诉讼开始后，来推断）。这种诉讼为债权人提供了一条绕过复杂承认程序、直接攻击资产转移行为本身的有力路径，但同样需要当地律师的专业协助和较高的诉讼成本。

如果债务人将资产置入离岸信托，挑战难度更大。信托作为一种强大的资产隔离工具，一旦合法设立，资产即独立于委托人（债务人）的个人财产。要穿透信托，债权人需要提出并证明更为复杂的法律主张：

▷ 虚假信托：主张信托文件只是形式，委托人从未真正放弃对信托资产的控制权，受托人只是委托人的“傀儡”。

▷ 欺诈性转让：主张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就是为了欺骗、阻碍债权人，且在设立时已无力偿债。

▷ 保留过多权力的信托：某些信托允许委托人保留某些权力（如更换受托人、指导投资），如果这些权力过大，可能导致信托被视为无效或可撤销。

这些法律主张的举证标准都非常高，需要专业的离岸信托法律师介入，诉讼过程复杂且费用高昂。例如，恒大清盘人向香港法院申请冻结许家印家族信托财产的案件，其成功即基于法院对“欺诈性转让”的认定，但这背后是清盘人强大的调查权和详实的证据支持。对于普通债权人而言，在没有类似清盘人那样的法定调查权支持下，要收集到足够的内部文件和财务记录来证明欺诈意图，几乎是不可能。因此，不能对这种路径抱有过高期望。

“刺破公司面纱”是公司法上的“例外”而非“规则”，各国法院对此都持极为审慎的态度。通常只有在股东与公司人格严重混同（如财产、业务、人员无法区分）、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才会适用。在跨境场景下，要证明对一家受其他法域法律管辖的离岸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举证难度极高，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也很大。不同法域对该原则的适用标准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一些法域可能要求证明股东与公司存在严重的人格混同，而另一些法域可能关注股东是否滥用公司形式欺诈债权人。在跨境场景下，要证明对一家受其他法域法律管辖的离岸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不仅要克服举证困难，还要应对法律冲突问题，其成功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在漫长而艰难的跨境执行过程中，债权人也应考虑灵活的策略，以实现部分或全部债权。

（一）执行和解

跨境执行是一场持久战，其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对于债权人而言，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以确定的、可即时实现的回款，替代旷日持久、结果难料的诉讼消耗，往往是理性的商业选择。在掌握了一定的财产线索并对债务人施加了足够的法律压力（如限制出境、财产冻结）后，债务人可能更愿意寻求和解。和解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一次性支付折扣金额、分期付款、以物抵债等。

（二）“债转股”等创新执行方式

当被执行人是企业，特别是有重整价值的困境企业时，可以考虑更为创新的执行方式，如“债转股”。通过执行和解，将债权转化为对被执行人或其关联公司的股权，债权人从“债主”变为“股东”。这种方式可以帮助被执行人减轻债务包袱，恢复经营能力，而债权人则有机会通过企业未来的价值增长来弥补损失。然而，这种方式风险也很高，它要求债权人对企业所在行业有深入了解，并愿意承担股东的风险。它更适合于有战略投资意图的债权人，而非单纯寻求现金回款的金融机构。

（三）刑事报案对民事执行的推动

如果债务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并且存在恶意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债权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追究债务人的刑事责任。刑事立案对债务人具有极强的威慑力，可能迫使其主动履行债务以换取从轻处理。此外，刑事侦查程序中的调查手段（如公安的调查权）有时能比民事程序更有效地查明财产线索。但需注意，刑事报案有严格的证据要求，且公安机关是否立案存在不确定性，不应将其作为唯一的依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