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核心当事人及事实如下（当事人、公司、地名均化名）：被继承人大强，户籍地为浙江绍兴越城，在上海静安有居所，名下财产遍布两地，为管辖争议埋下隐患。原告诉称：

大强于2019年10月16日在美国休斯敦医院去世，生前于2019年9月21日立下自书遗嘱，明确其名下全部财产（现金、房产、股票、公司股份等）由玲玲、阿黄、小宇三个未成年子女共同继承，平均分配，并委托子女母亲杜某娟全权管理公司及项目，由配偶玲玲签字确认。大强去世后，玲玲未遵守遗嘱，隐瞒三个孩子的继承人身份，先提起法定继承诉讼，通过调解书处置大强部分房产（目前正在再审），将孩子排除在继承之外，后又对三个孩子及杜某娟提起赠与合同之诉，试图侵占全部遗产。因遗产均被玲玲控制，杜某娟作为法定代理人，代表三个孩子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按遗嘱继承遗产，选择静安法院，是因大强大量财产及原告、部分被告均在上海静安。以上是原告的诉称，案件还没有进入实体审，就进入了争议管辖的阶段。

静安法院立案审查后，认为自身无管辖权，将案件移送至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法院（以下简称“绍兴越城法院”）；而绍兴越城法院收到案件后，同样认为不该由自己管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院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逐级上报高院，高院协调无果的，报请共同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上海与浙江高院协调未果后，该案最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成为少数由最高院直接指定管辖的婚姻继承案件，以致成为我们研习的案例。

本案管辖争议的核心法律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两地法院均认为，“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和“主要遗产所在地”不在自身辖区，因此无管辖权，核心分歧在于对这两个关键概念的认定。

静安法院认为，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应适用上述管辖原则。其核心观点是：大强的户籍地为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某街道某村穗丰xxx号，而住所地认定原则上以户籍所在地为准；虽大强在上海静安有居所、部分被告居住在静安，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因此大强死亡时的住所地为绍兴越城，案件应由绍兴越城法院管辖。

该观点的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静安法院认为，本案无充分证据推翻户籍所在地作为住所地的认定，故于2022年12月8日作出裁定，将案件移送绍兴越城法院。

绍兴越城法院审查后，明确表示静安法院移送不当，自身无管辖权，核心理由有二：

第一，被继承人大强死亡时的住所地为上海静安，而非绍兴越城。绍兴越城法院认为，静安法院仅以户籍所在地认定住所地过于片面。大强去世后，被告玲玲和小琳（化名）曾向静安法院提起另一起继承诉讼，起诉状中明确载明大强的经常居所地为上海静安区某房屋（大强名下房产）；该案中，其他被告及案外人应诉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静安法院立案受理并出具（2020）沪0106民初1057x号民事调解书。玲玲、小琳作为大强近亲属的自认，结合法院立案确认，足以证明大强死亡时经常居住地为上海静安，根据《民法典》第二十五条，经常居所视为住所，故大强住所地为上海静安。

第二，本案主要遗产所在地为上海静安，与绍兴越城无关。绍兴越城法院指出，大强讼争遗产包括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上海静安区多套房产，其价值占全部遗产绝大部分，属于“主要遗产”。根据司法实践，主要遗产所在地应结合遗产性质、数量、价值综合判断，本案不动产及股权均在上海静安，故主要遗产所在地为上海静安。

综上，绍兴越城法院认为，自身既非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院，也非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无管辖权，遂将案件层层上报浙江高院，请求协调处理。

两地法院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一是“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静安法院坚持“户籍优先”，绍兴越城法院以“关联案件自认+法院立案确认”主张“经常居所优先”；二是“主要遗产所在地”，静安法院未否认主要遗产在上海，但以住所地在绍兴为由主张移送，绍兴越城法院明确主要遗产在上海，自身无管辖权。两地法院协商无果，最终由两地高院上报最高院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其裁定具有终局性，作出（2024）最高法民辖15号民事裁定书，最终作出裁定：撤销静安法院移送裁定，本案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质上采纳了绍兴越城法院的核心观点。

最高院明确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结合在案证据，从三点论证静安法院的管辖权：

1. 大强死亡时的住所地可认定为上海静安。最高院认为，住所地认定应结合户籍与经常居住地综合判断，不能单纯以户籍为准。本案中，玲玲、小琳在另一起继承诉讼中自认大强经常居所地为上海静安，且该自认经静安法院立案确认（出具调解书），证明力较强，结合《民法典》第二十五条，可认定大强死亡时住所地为上海静安。

2. 本案主要遗产所在地为上海静安。最高院明确，根据（2020）沪0106民初1057x号民事调解书，大强遗产中有二十套房屋位于上海静安，结合原告诉请及证据，其讼争遗产还包括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均位于上海静安，属于主要遗产，故上海静安为主要遗产所在地。

3. 静安法院在先立案，不好再随意移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法院均有管辖权的，先立案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至另一有管辖权法院。静安法院是本案最先立案的法院，且自身有管辖权，其移送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撤销。

对比三地法院观点可见，最高院的裁定居中，是基于法律规定和在案证据作出的公正认定：

1. 住所地认定：否定静安法院“户籍标准”的观点，采纳绍兴越城法院“经常居所优先”的观点，以关联案件自认和法院立案确认为依据，认定大强住所地为上海静安。

2. 主要遗产所在地认定：确认绍兴越城法院的主张，明确主要遗产在上海静安，进一步支撑静安法院的管辖权。

3. 立案规则适用：认为静安法院曾“先立案优先”，强调先立案法院的管辖权优先，维护管辖秩序稳定。

本案的研习意义，不仅在于其是最高院指定管辖的继承案件，更在于其裁判逻辑为跨省继承管辖纠纷提供了明确指引。

1. 除了看“户籍”，还要结合经常居所地情况。最高院明确，住所地认定需结合户籍与经常居住地，不能单纯以户籍为准。本案中，大强的经常居住地经关联案件自认和法院确认，依法视为住所，避免了管辖与实际情况脱节。此处“经常居住地”，结合司法实践，指自然人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作为生活中心的地方（就医、劳务派遣等除外）。

2. 主要遗产所在地认定，以“价值占比+集中程度”为核心。最高院以大强上海静安的二十套房产及股权为依据，明确主要遗产所在地的认定标准，结合遗产性质、价值、集中程度，不动产占比高、价值大的，以不动产所在地为主要遗产所在地，符合“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法院审理”的“两便原则”。

3. 先立案优先原则，维护管辖秩序稳定。最高院严格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强调先立案法院不得移送案件，避免法院产生管辖权争议、避免当事人反复奔波，保障案件高效推进。

1. 准确适用法律，明确基层法院管辖原则。最高院解读《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指出“户籍至上”的片面理解的误区，明确经常居所的优先适用，为基层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法律指引。

2. 尊重在案证据，注重关联案件衔接。最高院以关联案件的当事人自认、法院调解书为核心证据，避免对同一事实作出矛盾认定，体现司法裁判的严谨性，也提醒从业者重视关联案件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3. 兼顾“两便原则”，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指定静安法院审理，既方便法院查清遗产范围（房产、股权均在静安），也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原告、部分被告在上海），减少诉讼成本，保障继承权的实现。

本案管辖争议的发生，本质上是对管辖规则理解偏差、忽视关联案件证据所致。

结合本案逻辑及实务经验，总结四点启示：

1. 起诉前精准核查管辖信息。当事人需明确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结合户籍与经常居住地，收集居住证、房屋租赁合同、关联案件文书等证据）和主要遗产所在地，选对管辖法院，避免后续管辖异议、案件移送。

2. 重视关联案件证据收集。关联案件中的当事人自认、法院文书等，可能成为管辖认定、事实认定的关键，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均需注重此类证据的留存与运用。

3. 管辖争议依法维权，保障程序权利。法院对管辖异议应出具裁定，当事人不服可上诉；若法院以决定书拒绝处理管辖异议，属于程序违法，当事人可向上级法院投诉、申诉，避免上诉权被剥夺。

4. 基层法院强化管辖审查意识。基层法院应严格适用管辖规则，准确认定住所地和主要遗产所在地，避免“户籍至上”“随意移送”，积极协商管辖争议，杜绝推诿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