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女性为什么不能冻卵？
很多疑难家事法案件，表面上是在讨论婚姻、生育、遗嘱、监护或者信托，但追根溯源，真正讨论的却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到底谁有权决定我的人生？我的身体属于谁？我的家庭属于谁？我的财产属于谁？我的命运属于谁？
前两天，明月律师陪同客户去上海仁济医院做“生育力保存”时，不由自主想到了徐枣枣冻卵案。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徐枣枣案件时，都会觉得它讨论的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单身女性能不能冻卵？但在我看来，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这个案件的价值就被大大低估了。
因为徐枣枣案真正讨论的，从来不是冻卵技术，甚至不是辅助生殖，而是：国家是否有权决定一个成年女性什么时候成为母亲？或者说得再准确一点：国家对于个人生育规划究竟可以介入到什么程度？而这个问题，恰恰已经超出了婚姻法、医疗法的范畴，进入了宪法所关心的领域。
一、徐枣枣究竟想要什么？
案件事实其实非常简单，徐枣枣是一名未婚女性，她希望在自己年龄尚适合生育的时候，将卵子保存起来，未来如果条件成熟，再考虑生育问题。医院拒绝了她的申请，理由是：按照当下的辅助生殖技术管理规范（卫生部出台的部门规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相关技术原则上面向已婚夫妇开放，于是徐枣枣提起诉讼。如果只看案件表面，我们似乎会觉得：争议焦点是医院能不能提供冻卵服务。
但明月律师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徐枣枣真正想要的并不是冻卵，她真正想要保存的，是自己的生育能力。换句话说，冻卵只是手段，生育规划才是目的。因此这个案件真正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成年女性是否有权自主安排自己未来的生育时间表？而这就已经不是医疗技术问题了，而是自主决定权问题。
二、国家为什么要管这件事？
医院拒绝了徐枣枣，为什么会变成国家的问题？因为医院并不是凭空拒绝，医院背后执行的是国家监管规则。于是问题出现了，国家为什么要关心冻卵？国家为什么要把冻卵与婚姻状态绑定？国家为什么要决定谁有资格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
法国哲学家福柯有一个著名概念：生命政治。福柯认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传统国家主要管理领土。现代国家开始管理生命、出生、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这些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治理视野。如果从这个角度回头看徐枣枣案，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这个案件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国家如何进入生育领域。
于是我们必须追问：国家有没有权力这样做？如果有，边界又在哪里？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宪法问题。
三、国家真正限制的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徐枣枣案讨论的是冻卵权，明月律师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国家真正限制的不是冻卵本身，国家限制的是：自主决定生育时间的自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已婚女性原则上可以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而未婚女性则面临限制。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婚姻状态会成为保存生育能力的前提条件？这种区别对待是否有合法性？
婚姻与生育当然存在联系，但二者是否必须绑定？如果一个成年女性希望先发展事业，未来再考虑家庭和生育。她是否有权提前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受到限制的就不是冻卵。而是生育规划。换句话说，国家实际上是在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保存生育能力，什么时候不可以，而这就涉及到个人人生规划是否应当受到尊重的问题。
四、徐枣枣案背后的宪法权利
如果把案件继续向下挖掘。我们会发现至少存在三条宪法逻辑。
第一条逻辑是：人格尊严。《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很多人以为人格尊严只是禁止侮辱人格，其实远远不止。现代宪法理论普遍认为：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自主决定权，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有权决定自己是否结婚，有权决定是否生育，有权决定何时生育，因此徐枣枣真正主张的，其实是一种人格自主。
第二条逻辑是：身体自主权。冻卵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身体上。因此案件同时涉及：身体是否属于自己？现代法治国家越来越重视身体自主权，堕胎问题如此，代孕问题如此，冻卵问题同样如此。国家当然可以进行监管，但这种监管是否能够无限扩张？这是宪法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三条逻辑是：平等权。《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男性保存生育能力相对容易，女性保存生育能力则受到更多限制，那么这种差异是否具有充分正当性？如果没有。就会涉及平等保护问题。因此徐枣枣案不仅仅是一个生育案件，同时也是一个平等权案件。
五、比例原则的考验
假设国家的目标是维护辅助生殖秩序。这个目标正当吗？当然正当。但问题在于，只要目标正当，就可以限制自由吗？现代宪法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家不仅要证明目标正当，还要证明手段必要，这就是比例原则。例如：禁止未婚女性冻卵，是否真的能够实现监管目标？是否存在侵害更小的方式？例如允许保存卵子，但加强后续使用监管。如果存在更温和的方案，那么现有限制是否过度？这就是比例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徐枣枣案实际上是在追问：国家利益与生育自主权之间，应当如何平衡？
六、徐枣枣案真正留下了什么？
虽然徐枣枣二审败诉了，但明月律师认为，这个案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问题。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国家对于个人生活究竟可以介入到什么程度？国家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法规）是否可以对公民的民事权利进行限制？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关于冻卵的案件，其实不是。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关于辅助生殖的案件，其实也不是。徐枣枣案真正讨论的是：一个成年女性的人生规划，究竟应当由谁决定？国家？社会？还是她自己？而这恰恰是现代宪法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来源：徐枣枣案二审判决书节选）
徐枣枣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并不是因为大家都想冻卵，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案件中看见了自己。今天讨论的是冻卵，明天可能是代孕，后天可能是安乐死，再后来可能是意定监护，表面上问题各不相同，但背后其实都在讨论同一个命题：到底谁有权决定我的人生？明月律师认为：现代家事法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不断把决定权重新交还给个人的过程，从父权到平权，从身份到契约，从法定到意定，从管理到尊重……徐枣枣案或许并没有改变现行规则，但它让我们开始认真思考：国家对于个人生活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距离？而这个问题，或许比冻卵本身更加重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