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要做的，是拨开语境与亲情的迷雾，探寻逝者未言明的心声。

八旬老人陆某，生前独居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一套老房子里，远在北京的外甥女王女士，多年来一直通过微信、电话关心着这位独居的舅舅，为他采购生活用品、联系就医事宜，逢年过节还接老人到北京小住。

2023年初，陆某在病榻前留下一份自书遗嘱：“在我去世后，我的房地及一切财产都由王女士和她丈夫处理”。

老人去世后，王女士为他送终、料理后事，并通过司法调解程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

一切似乎尘埃落定。

然而，2024年4月，陆某失联近二十年的女儿朱女士突然归来申请再审，要求继承老人遗产。

朱女士解释道，当年因记录父亲地址的信笺不慎丢失，从此与父亲失去联系。直到后来从他人处辗转得知父亲的下落，才惊悉父亲已经去世。

由于原审调解遗漏了朱女士这一法定继承人，该调解被依法撤销，案件进入再审程序。

一方是多年悉心照料的外甥女，一方是失联多年的亲生女儿。外甥女与女儿间的继承纠纷，该如何了却？

陆某留下的遗嘱中载明“我的房地及一切财产都由王女士和她丈夫处理”。

遗嘱中的“处理”应该作何理解？是“所有”“继承”的意思，还是理解为要求王女士夫妇履行保管遗产、处理债权债务的职责呢？合议庭在审理时有不同观点的讨论，为此，我反复查阅卷宗中的证据材料。

立遗嘱时拍摄的视频里显示，陆某口述时出现，将房产(证)交给王女士“处理”、将文房四宝交给王女士的丈夫“处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表达。陆某是上海人，“处理”在上海方言中，有“随意处置”之意，结合前后语境，此处的“处理”应当包含赠与的意思。

再结合陆某的亲情关系来看，朱女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母亲前往香港生活，自2000年回上海探望过父亲后，与父亲已近二十年未联系，是王女士长期给予老人物质与精神上的关照，老人将房产(证)交由王女士“处理”，也合乎情理。

考虑到当事人的亲情关系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本案的工作重点放在调解上。

调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家事纠纷走到这一步，当事人心里往往都憋着一口气。一边是尽到了较多扶养义务的外甥女，希望按照遗嘱继承老人财产；另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生女儿，要求排除遗嘱适用，依照法定继承获得父亲遗产。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法院的工作，不是简单地说服哪一方，而是帮助他们理解彼此的立场，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在与双方谈心时，我从“情理”入手，引导她们回忆老人的过往，既倾听外甥女多年照料的不易，也体谅女儿失联多年、未能尽孝的遗憾。

经过几轮推心置腹的沟通，双方的态度逐渐和缓。言谈间，王女士感慨舅舅内心期待的或许还是来自朱女士的关爱；朱女士也体会到了王女士与父亲间的深厚亲情。

看到双方心态的转变，我趁热打铁，提出了再审调解方案：或由双方共有房屋，或由一方取得房屋并给予另一方适当经济补偿。此方案既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也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和权利义务一致的法治精神。

在不懈努力之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老人的房屋归王女士所有，王女士向朱女士支付补偿款。协议签订后，双方及时履约，我也协同相关部门，帮助解决了房屋过户中的手续问题。

而后，最让我触动的，是协议之外的两个细节：王女士答应将老人的安葬地点告知朱女士，并将老人留存的与朱女士通信的信笺交还，留作纪念。朱女士也对王女士几十年来照顾父亲的辛勤付出表示真挚感激，说要携礼上门拜访。

亲情弥和的那一刻，我知道，这个案子在调解中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