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纠纷解决者”到“养老规划师”——上海意定监护工作指引以及养老服务信托试点背景下家事律师的转型

非常荣幸能到七彩云南，花都春城，来到观韬昆明办公室与各位法律同仁交流。上个月我和孙律师在策划沙龙活动时，我主要想讲讲我个人办理的几个案例。但考虑到上海最近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中有两份比较我比较关心，一份是《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以及所附的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另一份是《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关于这两份文件，我本人也在认真学习中。因此，我今天主要想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特别是对我们家事律师的启发，一家之言，尚不成熟，仅供参考，更多是抛砖引玉：

大家有空可以读读这两份文件，表面上是关于意定监护以及养老服务信托的技术型文件，但如果把两份文件放在一起阅读，大家会发现，这两份文件共同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是未来数十年将被持续抛出的社会问题：当一个人老了以后，谁来照顾他？谁来管理他的钱？谁来保障他的晚年生活（活得有质量，有尊严）？过去，这三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家庭。儿女负责照顾老人，老人把银行卡交给儿女，儿女决定住院、护理、养老院。整个养老体系建立在血缘之上。但是今天，这个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国家已经意识到：未来中国最大的风险，不是养老金够不够，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能力依靠传统家庭完成养老。因此，上海率先提出：让制度代替家庭的一部分功能。而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就是这种制度创新的代表。

这两份文件反映了养老模式的一次根本转型。我认为，中国养老制度正在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家庭养老。依靠子女，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老人相信：“养儿防老。”法律相信：法定监护。社会相信：家庭伦理。所以过去根本不存在意定监护的市场，更不存在养老服务信托。

第二阶段：机构养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老人开始进入养老院，但是养老院只能解决：照护问题，不能解决财产问题，更不能解决法律问题。因此，仅仅依靠养老机构是不够的。

第三阶段：制度养老。我认为，上海这两份文件真正开启的是：制度养老。什么意思？以后养老，不再只是小家庭，不再只是养老院，而是一整套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财产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养老机构，金融机构，医疗机构，社区组织，专业社会组织，全部共同完成养老。这就是现代养老，而律师，就是这套制度的重要设计者。

中国已经进入”高龄社会”，律师业务逻辑必须发生变化。过去二十年，家事律师最大的市场来自：婚姻。未来二十年，最大的市场一定来自：养老。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未来几十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持续增长，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等问题将越来越普遍，家庭财富也将越来越集中于老年群体。传统以婚姻纠纷、继承纠纷为核心的家事法律服务，将逐步向养老规划、监护安排、财富管理等前端服务延伸。这意味着：未来律师最大的客户，将不再是离婚当事人。而是：六十岁以上、有房产、有存款、开始规划养老的人。换句话说：过去律师解决的是婚姻风险，未来律师解决的是：长寿风险（长寿时代如何保障尊严养老的风险）。

上海其实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法律服务市场。如果仔细研究两份文件，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过去：国家提供规则，律师提供法律意见。现在：国家开始主动创造市场，例如：文件里面反复出现：鼓励，支持、培育、创新、平台、生态、协同。这说明：上海不是在出台一个管理文件，而是在培育一个产业：养老产业、养老金融、养老信托、专业监护、专业社会组织，都会得到成长。那么：律师在哪里？答案就是：整个产业链的连接者。

上海为什么全国率先推动？我认为至少有四个原因。第一，上海老龄化程度全国领先。上海是中国进入老龄化最早、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因此很多制度都会首先在上海试点。第二，上海居民财富水平较高。很多老人拥有：住房、金融资产、养老金、企业股权。财富越多，越需要制度保护。第三，上海信托行业全国领先。成熟的信托公司、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机构，大量集中在上海，养老服务信托天然具有试点优势。第四，上海具有最成熟的法律服务资源。公证、律师、法院、社会组织、金融机构，协同能力最强。因此，上海具备打造全国样板的条件。上海养老服务信托的逻辑，那些尚未试点的城市也是可以参照的，在家庭服务信托、家族信托、特殊需要信托、遗嘱信托的实践中，意定监护以及养老服务的配套衔接是同样重要的。

上海养老制度的新变革，给我们家事律师带来哪些启发呢？我们家事律师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转型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打官司”走向”做规划”。这是最大的变化。

过去家事律师的大部分业务都是：离婚、继承、监护纠纷、财产纠纷。但是这两份文件都在强调：在老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时候，提前完成安排。例如：签订意定监护协议、设立监督人、制作财产清册、指定财产管理人、设立养老服务信托。这些工作全部发生在没有任何纠纷之前。所以：未来最大的市场，不是监护权的诉讼，而是监护规划，以及在监护规划过程中所配套的信托规划，从“治病”到“治未病”，这是律师服务逻辑的根本转变。

第二、律师要成为整个养老安排的”总设计师”

过去律师更多负责写协议，意定监护协议以及信托协议。这个过程固然很重要，但并不完整，我们律师参与的服务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完整生态：老人、意定监护人、监督人、财产管理人、养老机构、信托公司、银行、医疗机构、社区……这已经不是一个法律文件，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上海这份养老服务信托试点文件就提出，要建立”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服务机构”综合养老解决方案。那么谁负责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我认为：家事律师最适合。因为律师了解：家庭、财富、风险、身份关系、法律程序。所以律师未来不是卖一份协议，而是卖：养老规划方案。

第三、律师业务将从”一份协议”升级为”一整套法律产品”

以前客户来签一份意定监护协议结束，但现在远远不够。未来家事律师完全可以设计如：

① 意定监护协议

② 财产清册

③ 财产管理规则

④ 医疗意愿文件（生前预嘱）

⑤ 监护监督规则

⑥ 家庭意愿书（Letter of Wishes）

⑦ 养老服务信托法律意见

⑧ 遗嘱

⑨ 遗嘱执行人安排

⑩ 家庭会议纪要

最后形成：

养老法律包（Legal Package）

这才符合上海这两份文件的方向。

第四、律师要进入信托生态，而不是停留在法律生态

养老服务信托试点文件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不是信托，而是养老服务，这份文件明确提出：信托不仅负责管理财产，还负责支付、服务对接、权益保障，甚至建立养老服务资源平台。这意味着：未来律师合作对象会越来越多，不仅是：法院、公证处。还包括：信托公司、银行、养老机构、社工组织、护理机构、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因此，家事律师参与到养老服务信托中来，不仅只是停留在信托框架制定、信托条款的拟定，更要真正参与到信托存续期间的生态中来。我认为，家事律师担任养老服务信托的监察人，可以很好的把以上信托支付、服务对接和权益保障的信托功能很好的连接起来。

第五、律师可以提供持续性的家事法律顾问服务

这是我认为很多家事律师没有意识到的新市场。传统的专项法律服务中，当协议签完，公证书交付，律师业务就结束了。但是上海这份关于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要求：持续更新、财产清册、持续监督、财产使用持续制作、事务报告、重大事项报告、监督机制、监护人更换等。我认为，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完成，监护法律服务才刚刚开始，我们家事律师完全可以提供：年度家事（监护）法律顾问。例如：每年收费、每季度更新、每半年审查、每年召开家庭会议，再譬如监护监督的法律服务，都是持续性业务，而不是一次性业务。如果客户有设立养老服务信托，家事律师亦可以协助与信托的对接。就我团队经验而言，我们可以提供家事法律顾问服务，类似于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每年收取固定费用。

第六、家事律师真正开始承担家庭治理的角色

我认为这是两份文件最深层的意义，这两份文件不止停留在意定监护协议和信托合同本身，这反映了国家入场开始推动家庭治理。因为未来将出现大量老人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与此同时，老人们的财富增加、寿命延长，如同经济学家高善文讲的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生机勃勃的老年人”。在过去，这些老人的监护问题在家庭内部就可以解决。但未来靠家庭已经不够了，这需要制度解决，而制度最终落实到：意定监护、信托、监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这些其实共同组成了：现代家庭治理体系。

在这个治理体系中，律师的角色也发生改变。过去律师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现在律师帮助客户设计未来。律师在这个治理体系中，是站在委托人（未来被监护人、未来养老服务信托的受益人）身边的，是捍卫委托人自主决定权的，是保障委托人自由、尊严养老权益的……这才是真正符合上海两份文件的发展方向。未来十年，家事律师最大的竞争力，不是谁最会打官司，而是谁最懂得帮助客户规划未来。离婚律师解决的是昨天的问题，养老律师设计的是未来的人生。上海这两份文件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家事律师应当从”纠纷解决者”转型为”家庭治理顾问”，从“法律文件起草人”升级为“养老规划总设计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