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复杂性，源于一张跨越三代、历经两次婚姻重组的家族关系网。被继承人张建华（文章中出现名字均为化名）于2007年5月9日去世，其持有的某某公司10.37%股权自此成为悬而未决的遗产。张建华的父亲张德厚与母亲李秀兰早年离异，各自再婚：张德厚再婚后生育张永强、张永刚、张永丽三名子女；李秀兰则与韦志远再婚，生育一女韦小娟，韦志远与前妻还育有一子韦小铃（2007年已故）。张建华本人在原生家庭有一兄一姐：张建国和张春梅。张建国之子王思远亦牵涉其中。张建华去世后，留下配偶顾婉清与儿子张子轩。

这张亲缘网络的核心复杂在于，张建华去世后，其父张德厚、其母李秀兰、其兄张建国又相继离世，触发了转继承与代位继承的反复叠加。股权遗产在配偶、子女，以及代位继承、转继承而来的王思远、韦小娟、张春梅、张永强等人之间如何精确分配，成为一道考验裁判精准度的计算难题。这场绵延十七年的继承困局，最终因配偶顾婉清希望以折价方式取得完整股权以稳定公司经营，而走向法庭。

本案于2024年8月上旬立案，法院依法追加某某公司为第三人。2025年6月某日开庭时，法庭呈现出两极分化：除原告顾婉清、被告韦小娟的委托代理人及第三人公司到庭外，被告张子轩、王思远、张春梅、张永强、张永刚、张永丽经依法传唤，均未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审理。七位被告中六位“沉默”，使这场继承纠纷显得格外特殊。然而，缺席并非毫无“回声”。被告张子轩、张春梅在庭前已明确表示，自愿将其应继承份额给予原告顾婉清。这种明示的同意，与缺席被告的“无争议”状态，共同构成了法院裁判的独特背景音。

裁判的前提是定量。本案首要的技术难点，在于精确计算出历经多次转继承、代位继承后的各继承人份额。这需要对张建华的遗产在配偶顾婉清、儿子张子轩、父亲张德厚、母亲李秀兰之间进行初始分配，并因张德厚、张建国、李秀兰先后死亡，逐一厘清其应继份额在各自继承人间的流转。其中，被告韦小娟辩称，其母李秀兰的继子韦小铃与李秀兰未形成扶养关系，不应享有继承权。这一主张直接关系到最后环节继承人范围的确定。份额计算的每个环节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后续一切争议的基石。

这是本案最具吸引力的焦点。股权的法定继承，逻辑起点是各继承人按份共有股权。若要将股权集中判归一人，并向其他继承人支付折价款，其理想前提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条所隐含的“协商一致”。本案中，张子轩、张春梅作出了“将继承份额给予顾婉清”的明示同意，到庭被告韦小娟同意股权归原告顾婉清所有，而其余四名未到庭被告（王思远、张永强、张永刚、张永丽）均未就分割方式表态。在此情况下，法院能否直接作出折价判决？这触及了处分原则与缺席判决制度的边界。问题的实质在于：在缺席被告无法表态时，能否以“不损害其利益”为由，推定其对公允的折价补偿方案不持异议，从而满足折价分割的适用条件？

本案的另一关键变量是，法院依法追加了某某公司为第三人，且公司明确表示同意将股权判归顾婉清所有。根据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九十条^[1]，章程无特别规定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公司的“同意”虽非股权继承的必要生效要件，但在诉讼中，它客观上消解了股权继承后可能出现的公司内部人合性争议，为法院适用折价分割、将股权判归顾婉清扫清了外部障碍。

面对上述焦点，浦东新区法院展示了“先定量、后定式”的清晰裁判路径。

法院严格遵循《民法典》继承编，完成了五层精确计算：

1. 析产：张建华名下10.37%股权中的0.37%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半先析出归配偶顾婉清所有，剩余一半为遗产。

2. 初始继承：该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顾婉清、儿子张子轩、父亲张德厚、母亲李秀兰均等继承，各得1/4。

3. 张德厚之转继承：张德厚的份额，转由其子女张建国、张春梅、张建华（已故，由其子张子轩代位）、张永强、张永刚、张永丽等六人继承，各得1/6。

4. 张建国之转继承：张建国的份额，由其子王思远和其母李秀兰继承，各得1/2。

5. 李秀兰之转继承：李秀兰累积的份额，最终由王思远（代位）、张春梅、张子轩（代位）、韦小娟四人继承。法院在此隐含否定了韦小铃的继承权，认定其与李秀兰未形成扶养关系。

经此严丝合缝的计算，各方在遗产中的份额精确比例计算，这为折价补偿奠定了牢不可破的数字基础。

本案裁判的核心，在于股权评估后，折价钱款的分割方式。法院首先确认，被告张子轩、张春梅同意其份额归顾婉清所有，此为明示同意。对于王思远、韦小娟、张永强等人，法院并未简单以“于法不悖”一笔带过，而是构建了说理闭环：原告顾婉清主动申请对股权价值进行司法评估，法院予以接受。经评估，案涉10.37%股权价值为195,400.19元。基于此评估结论，顾婉清需支付的折价款清晰、确定：王思远8,651元、韦小娟6,615元，张永强等三人各4,071元。这些精确数字表明，缺席被告获得的是确定的金钱给付，其权益丝毫未受减损。结合缺席被告经合法传唤未对分割方案提出任何异议的事实，法院可合理推定，他们对这一客观公允、纯获确定利益的方案不应该有实质争议。由此，一份由原告主张、到庭被告明示同意、缺席被告经程序保障而无争议、且由独立评估确保公允的“全体同意”图景得以完整呈现。法院据此判决股权归顾婉清所有，顾婉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上述折价款。

本案的借鉴之处在于，如果是股权法定继承案件，即使有被告缺席，但在具备以下条件时，法院即可适用折价分割：

1、原告主动申请评估，确保折价款依据客观公允。

2、到庭被告有明确的同意表示，形成基础合意。

3、缺席被告经合法传唤未对折价方案提出异议，且方案在实体上对其利益无损甚至更优（获得即时、确定的金钱补偿）。

4、公司作为第三人同意股权集中。

此案例将股权继承折价析产“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柔性解释为“无实质性争议”，为化解股权继承僵局提供了可行的借鉴方案。

本案回应了缺席判决下如何保障被告权益的担忧。法院并非随意处分缺席者的权利，而是通过独立评估和严格计算，确保其获得不低于按份共有价值的公平补偿。缺席，仅被视为对程序性答辩的放弃，而非对实体财产权利的漠视。这种将分散的、可能贬值的小额股权转化为确定金钱债权的裁判思路，真正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法院主动追加公司为第三人，并重视其同意意见，彰显了在涉及公司组织体利益的诉讼中，程序与实体的协同。公司的同意，不仅为判决的执行扫清了股东名册变更的障碍，更在裁判说理层面，为“将完整股权判归一人更有利于公司稳定”的实体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判决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

该案纠纷延宕十七年，且产生高达15万元的评估费用，深刻揭示，通过生前遗嘱清晰安排股权归属、利用公司章程预先设计继承规则，是避免亲人讼累、保障企业基业长青的根本之道。

注：

[1] 《公司法》第九十条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