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指令权人，还要监护人吗？
一、问题的提出：
在老养残家庭中，家长普遍存在“闭眼焦虑”，即：父母身故了，子女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闭眼焦虑”，家长们普遍的应对方式是“遗嘱指定监护人”，即家长立遗嘱，为子女指定未来的监护人。但该安排有个前提，即：父母需要首先是监护人。
《民法典》第29条：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成年子女，父母是监护人吗？
《民法典》对于成年监护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成年人一般不需要监护，除非他/她的行为能力已经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法院才可以在作出宣告民事行为能力减等后为其指定监护人，这是一套“先剥夺再保护”的流程。也就是说，在有成年子女的老养残家庭中，家长先要给成年子女来一套这样流程，然后才能做遗嘱指定安排。
《民法典》第28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在上海高院官微《指定监护遗嘱如何审查？“老养残”困境如何解决？》这篇文章中，法官就明确提出，指定监护遗嘱是否发生效力，需要审查的要件中，其中一条就是“立遗嘱人在订立时具备监护人身份”，也就是说，你首先得是监护人，才谈得上通过遗嘱指定下一任监护人。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的案例入选了中国残联2026年“残疾人托付安置典型案例”、中国老龄协会2025年”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也就是说，这种“先剥夺再保护”的认知已经成为共识。
明月律师对这套“先剥夺再保护”的逻辑非常不认同，因为这给很多家长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两难”：为了确保未来的监护安排有效，需要先把孩子纳入成年监护制度，但为了进入成年监护制度，又需要先通过行为能力认定，而这种认定本身又可能造成对孩子自主决定权的过度限制。
任群老师的文章《掰开揉碎 | 任群：指令权人的微笑——以我的个案为例》，详细阐述了这种两难。任群老师也是家长之一，她发现“非常大比例的成年心智障碍家长不愿意给孩子做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尤其是行动能力不受限自由出行的孩子”。
明月律师非常理解任群老师的顾虑，因为法官们的法律链条再完整、裁判逻辑再顺畅，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法律价值判断，即我们需要保护的残障人士的主体价值。这种“先剥夺再保护”的逻辑，站在残障人士权利的角度来看，可能会导致一种非常奇怪的结果，举例说明：
孩子现在25岁，父母身体健康，可能活到85岁。在未来的30年内，孩子其实根本不需要第三人担任监护人。为了为了确保30年以后父母死亡时遗嘱指定监护有效，今天就先把孩子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司法相当于在用“今天确定发生的权利限制”去交换“几十年以后可能发生的监护便利”。
明月律师认为，从比例原则、最小限制原则以及《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的精神来看，这套司法逻辑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不仅强调残疾人与其他人平等享有法律权利能力，而且明确要求提供其行使法律权利能力所需要的“协助”。因此，明月律师认为：不能因为未来可能需要保护，就提前把一个今天仍具有相当自主生活能力的人放进替代决策体系。
二、家长们的智慧：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创设指令权人
据说任群老师就是指令权人的发明者，这是身为家长的智慧之举，也很快得到了更多家长们的响应，也到了众多从事特殊需要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的认可。有些裁判者过来批评这些家长，认为“你们想用信托指令权人绕开监护，是错误的”。但明月律师认为，家长们的选择恰恰揭示了中国现行成年监护制度的供给不足！
家长们选择特殊需要信托，在财产保护层面，监护人的逻辑是“限制孩子处分财产能力”，信托的逻辑是限制财产结构（而不是限制人的行为能力）来控制风险。此时，特殊需要信托不仅有财产管理功能，还承担了一部分的自主权保护的功能，保护的是成年子女的自主决定权。
关于指令权人的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多读读任群老师公众号的文章。
三、有了指令权人，还要监护人吗？
回到本文的问题：有了指令权人，还要监护人吗？
明月律师认为：信托可以在信托财产的范围内解决问题，但无法解决与成年子女相关的（尤其是人身相关）的全部问题，举例说明：假设父母去世后，子女突然面临癌症手术，或者养老机构要求签署重大医疗文件，或者有人诱骗子女结婚，或者子女遭受虐待需要维权……在这个时候，信托指令权人因为不是监护人所以也就无法成为当然的法定代理人。因此，明月律师并不赞成“有了指令权人就不需要监护人”的说法。
但是，需要监护人，并不意味着：“父母为了确保遗嘱指定监护有效，而必须要提前给成年心智障碍子女做行为能力认定”
明月律师认为：这种“先剥夺再保护”的流程，不能成为特殊需要家庭规划的标准动作。因为我们不能只看到“遗嘱指定监护将来是否有效”这一个风险，还必须看到另外一个风险：为了保证未来监护有效，而过早、过度限制了残障人士今天的自主决定权。
这两个风险都是真实的。
因此，作为家事律师，我们不能只是帮家长完成一个“法律闭环”，而应该进行一个权利—风险衡量：
传统路径：认定行为能力 → 建立监护 → 遗嘱指定下一任监护人 → 保护残障子女。
更值得探索的路径：保留法律能力 → 支持性决策 → 信托隔离重大财产风险 → 本人参与未来安排 → 必要时启动监护。前者的核心是“先限制，再保护”。后者的核心是“先支持，必要时才限制”。
明月律师更倾向于后者。
明月律师认为：在父母健在期间，没有必要仅仅为了确保未来遗嘱指定监护有效，就当然提前启动行为能力认定；但父母必须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监护需求预留制度接口。如果一定要给家长们一个系统的建议。
明月律师认为可以设计一个3层方案：
第1层：现在——最大程度保存自主权。
如果成年子女尚具有相当的自主生活和判断能力，不因为父母焦虑未来，就当然启动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同时完成特殊需要信托、财产隔离、支付规则、指令权人、监察机制、照护计划等制度安排。
第2层：中间——建立支持性决策网络。
让孩子逐渐习惯由固定的人协助医疗、金融、居住、合同等复杂事项。如果其能力足够，可以认真研究由成年子女本人参与甚至主导的意定监护安排，而不是父母单方面通过遗嘱安排。
第3层：未来——监护作为兜底。
如果其认知能力进一步下降，或者父母去世后确实出现重大人身、医疗、诉讼等事项，需要法定代理机制，再启动相应的行为能力认定和监护程序。
这样，监护就从：预防性地提前剥夺能力，变成必要时才启动的最后保护机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变化。
四、价值思考：
明月律师认为，上述3层解决方案，应该为《民法典》第33条的意定监护的安排预留接口：对于仍具有足够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成年心智障碍人士（在还没走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之前），我们不仅要问“父母能不能替他/她指定未来的监护人”，应该追问一个更加符合主体性原则的问题“他/她自己能不能参与决定未来谁来帮助他/她？”前者是父母替子女决定，后者是子女为自己规划，这两者的价值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价值维度更高，也更符合公约的精神。当然了，在中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心智障碍人士订立意定监护协议，其民事行为能力如何判断、如何证明，又会产生新的难题，但至少从制度接口层面，这条路径是难而正确的方向，是不容忽视的价值导向。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