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一定证明婚外不正当关系，配偶仍可追回大额夫妻共同财产

原告李梅（化名，女）与被告周建国（化名，男）于2002年登记结婚，二人未签署夫妻分别财产制协议，婚姻关系至今仍然存续。

近期，李梅偶然梳理家庭账户流水时发现，丈夫周建国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持续向女性第三人王佳（化名）进行大额银行转账。自2016年2月至2021年8月，周建国通过其名下银行卡向王佳累计银行转账988万元，同时还在情人节、520、七夕、王佳生日等特殊节点，通过微信向王佳多笔转账，微信转账合计119万余元。

李梅遂向某省该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赠与合同纠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周建国向王佳合计988万元的转账赠与行为无效；2、判令王佳向李梅全额返还988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LPR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名被告承担。

庭审之中，周建国与王佳共同抗辩：案涉全部转账款项并非赠与，而是期货投资咨询服务的报酬分成。王佳的丈夫赵伟自称具有多年期货实盘交易经验，2017年起，赵伟口头与周建国达成合作：由赵伟向周建国提供期货品种的入场、离场点位、行情研判等投资信息，周建国据此自行操作本人期货账户；双方口头约定按照期货投资盈利部分二八比例进行分成，周建国取得八成收益，赵伟一方取得两成报酬。因赵伟本人性格内向，便由妻子王佳作为收款主体接收报酬款项，案涉近千余万元，均是周建国应当支付的期货咨询合作分成，并非无偿赠与。

针对李梅主张二人存在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实，周建国、王佳全部予以否认。李梅提交了特殊日期转账记录等证据，意图证明双方存在婚外亲密关系。但周建国辩称，特殊日期微信转账，周建国同时向多名亲友、业务合作对象均有类似金额转账，包含多名男性。

经法庭完整核查全部在案证据后，现有证据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法院最终没有认定周建国、王佳二人之间存在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

与此同时，被告方主张的“期货咨询分成”的抗辩，也没有完整、充分证据予以支撑。双方没有签署任何书面期货投资咨询服务合同，没有书面确认合作起止时间、分成计算方式、结算周期；没有留存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结算对账单据。但法院调取周建国对应周期全部期货交易流水后发现：账户整体盈亏情况和被告单方统计完全不符，被告只挑选盈利的期货合约进行统计，大量亏损交易全部排除在外；赵伟自称提供期货交易建议，但赵伟本人同期期货账户交易品种、开平仓时间，与周建国账户几乎没有重合，与正常期货咨询合作的商业习惯明显相悖。

本案经过庭审归纳，核心争议焦点有2项：

1. 在法院无法认定周建国、王佳存在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前提下，周建国向王佳的988万元转账，到底是期货咨询服务的对价报酬，还是无偿赠与；

2. 如果属于无偿赠与，该处分行为效力如何认定，作为配偶的李梅是否有权要求王佳返还全部款项。

焦点一：案涉转账是期货咨询报酬还是无偿赠与

原告提交银行转账流水，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证明周建国向王佳发生合计988万元资金转移，且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被告抗辩该款项属于期货咨询服务的报酬，属于积极抗辩事实，依据举证规则，应当由被告承担完整举证证明责任，需要证明真实成立的期货咨询服务合同关系、服务实际提供、报酬计算的客观依据。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认定被告主张的期货咨询合作关系不能成立，理由有五：

第一，案涉标的金额高达一千余万元，属于重大商事交易，但自始至终没有书面服务协议，没有对合作期限、服务内容、分成计算标准、结算节点作出书面确认。

第二，期货账户客观交易记录与被告方的陈述相互矛盾。被告只截取盈利合约统计收益，对同期大量亏损交易全部剔除，无法证明对应盈利系基于赵伟提供的期货建议所取得。

第三，无任何沟通留痕。被告主张依靠口头电话传递期货交易点位，但是无法提交通话记录、短信、微信、邮件等任何沟通凭证；也没有单笔、季度、年度的结算单据，仅凭口头陈述，不足以证明巨额报酬债权真实存在。

第四，付款时间与所称合作周期严重脱节。被告自述期货咨询合作2018年即终止，但绝大多数转账发生于2020‑2023年，付款节奏和期货平仓结算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无法解释合作结束之后持续大额付款的合理性。

第五，证人赵伟是被告王佳的配偶，与本案裁判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单方证言，在缺少客观书证、电子记录佐证的情形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一千余万元报酬债权成立的依据。

据此，法院认定，被告无法举证证明案涉转账存在合法、对等的服务对价。在对价抗辩不成立的情况下，周建国将资金转移至王佳账户，行为具备无偿性，应当认定构成赠与法律关系。

焦点二：无婚外不正当关系前提下，单方大额赠与夫妻共同财产效力

本案最核心法律问题就此浮出水面：既然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是否就意味着该赠与行为有效，配偶无权追回？

法院给出否定答案。

我国采取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共有制度，在双方没有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时，婚姻存续期间取得财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并非按份共有，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享有所有权。

《民法典》第1060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家事代理权仅仅适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处分近千万的巨额资产，显然远远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对于该类重大财产处置，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一方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无权处分行为，未经财产共同权利人追认，对共同权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中，案涉988万元属于周建国与李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周建国在没有与李梅协商、没有取得李梅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将巨额财产无偿转移至王佳名下，被告又不能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存在真实合法的期货咨询服务对价。王佳取得近千万元巨额款项，缺乏法律上的合法依据。

该赠与行为效力评价，并不以“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作为必备构成要件。即便不存在婚外情，单方无偿处置巨额夫妻共同财产，依然构成无权处分，配偶有权主张行为无效，第三人负有返还财产义务。

某省该基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第六百五十七条、第一千零六十条、第一千零六十二条，以及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

1. 确认被告周建国向王佳转账合计988万元的赠与行为无效；

2. 被告王佳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原告李梅返还988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988万元为基数，自本案起诉立案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LPR，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完毕为止；

1. 厘清两类请求权基础的边界：公序良俗路径与无权处分路径的分离适用

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将“婚外不正当关系”作为案件核心要件，导致部分案件陷入道德事实证明困局。本案例的裁判思路，把财产权保护与婚姻道德评价适度分离，即便道德层面的婚外关系无法证实，依然优先保护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权利。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七条专门规定“基于违反忠实义务赠与财产无效”，这一条属于公序良俗的特殊适用，但该条不能排斥无权处分规则的独立适用。也就是说，第七条是“锦上添花”，不是唯一的裁判依据。在婚外关系证据不足时，依然可以回归物权、共有制度、无权处分的一般民法规则予以裁判，避免出现“证明不了出轨，就任由大额夫妻共同财产流失”的制度漏洞。

2. 对“口头商事合作、高额分成”类抗辩确立统一的司法审查尺度

在大量配偶追回财产诉讼中，第三人与转账配偶经常提出“投资咨询、期货/股票信息分成、居间服务费”等口头抗辩。本案裁判逻辑，为该类抗辩建立审查框架：重点审查是否具备书面合同、服务交付留痕、结算依据、付款节奏与合作周期匹配度、利害关系证人证明力等要素。对于千万级别的商事报酬，仅仅口头约定，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补强的情形下，法院不应轻易采信，防止当事人虚构服务关系掩盖无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真实目的。

3. 厘清共同共有之下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行为全部无效，而非仅处分一半份额

在学术讨论中，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丈夫账户中存款，至少有一半属于他个人份额，其有权处置自己的50%，只需要返还另外50%。但本案裁判坚持了通说观点：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在尚未离婚分割财产之前，不存在明确的一半份额，单方大额无偿处分全部无效，第三人应当全额返还案涉款项，而不是仅返还一半。返还后财产恢复至夫妻共同共有状态，夫妻双方可以在离婚诉讼中再行分割。

当然，该裁判规则也有边界，并非配偶可以无条件撤销夫妻一方对外所有转账。

1. 如果第三人举证证明属于真实借款、真实买卖、真实服务合同，对价公允，交易真实发生，则配偶无权要求撤销该交易；

2. 小额的人情往来，符合日常生活社交习惯的转账，不适用本规则；

3. 如果夫妻双方已经签署合法有效的分别财产制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则一方处置自己名下财产，配偶无权干涉。